|
话题 | 中共一大筹备工作重任为何交给李达？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20世纪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中共一大召开前，当时国内和日本东京共有７个党小组，50余名党员，为什么最终由李达担起大会的筹备工作主持人这一重任？
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历史，今日，我们共同走进“中共一大”……
01 中共一大为何选择在上海召开？
上海是中国开放较早的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产阶级有较大发展，无产阶级特别是产业无产阶级比较富有革命性。上海又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文化氛围浓厚，易于传播先进思想。同时上海租界林立，反动军队无法进行大规模搜捕，便于革命者秘密联络。因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酝酿建党的时候就特别瞩目上海。
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施存统等人发起建立上海共产党组织。上海党组织，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最早出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初步提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纲》，同时联络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推动各地的建党活动，以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而后全国各地党的几个早期组织在上海党组织的帮助下逐步建立起来。
从1920年9月起，上海党组织把《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11月又出版半公开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共产主义的大旗；还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些书刊发行各地，成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学习的材料，提高了他们对共产党性质的认识，加强了各地党组织的联系。
随后，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上海党组织开展一系列工作，创办工人刊物《劳动界》，开办上海第一个劳动补习学校，建立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上海印刷工会、纺织工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外国语学校等。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从成立之始就是以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为己任，随后从行动上也肩负起了发起、筹备和组建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这是其他党小组所不具备的，就当时的社会影响来说，也是其他党小组不可比拟的。
02 中共一大筹备工作重任为何交给李达？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从成立后至中共一大召开前，是事实上的中共发起组。至中共一大召开前，上海发起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邵力子、李启汉、沈泽民等人。这一批早期党员，有的因思想习惯，有的因工作关系，对组建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期望和热度不高。有的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没有留在上海工作，不能或不适宜担任中共一大筹备工作主持人的重任。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上海发起组的书记，是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选，但他于1920年12月应邀到广东出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未能留在上海，不能具体承担起中共一大筹备事务。李汉俊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创办的《劳动界》，参加编辑的《新青年》《星期评论》《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他成为代理书记后，负责发起组全面工作，后因与陈独秀发生分歧，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未能继续主持中共一大筹备工作。
▲陈独秀
俞秀松是五四运动时杭州学生运动领袖，浙江新文化、新思想的一面旗帜。1921年3月，受共产国际的邀请和上海党团组织的委派，他到苏俄莫斯科出席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后留俄学习，并负责联系选送国内革命青年赴苏俄留学事宜。他因为不在上海，自然不能参与中共一大筹备工作。
施存统在党小组成立后去了日本留学。陈望道好静，喜欢搞研究工作，专注于教书不管事。沈玄庐来来去去不常在上海，1921年初又随陈独秀南下广州了。沈雁冰于1921年春加入党小组，沈泽民于1921年初夏加入，李启汉是1921年五一劳动节后才加入的，等等。还有些人是后来才加入党小组的，从当时他们的资历、声望和社会影响来说都难孚众望，不适宜担任中共一大筹备工作的主持人，因而这一重任就当仁不让落到了李达的身上。
▲李达（陈光辉绘制）
当然，李达能够担当起中共一大筹备工作主持人的重任，是与他的历史地位、社会影响和独特作用密不可分的。
李达，湖南零陵（今永州）人，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1917年，李达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并立志“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俄国十月革命后，李达受到很大启示，他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成了一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毅然放弃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原著，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1919年五四运动，李达尽管寄身东瀛，但丝毫没有置身事外，他以笔代戈，为当时国内热烈的爱国运动叫好。同年，他接连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真假社会主义。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呕心沥血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3部著作。其中，《唯物史观解说》一书到1932年就重版14次之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一书被李大钊指定为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必读之物。
1920年夏，李达抱着“回国寻找同志干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从东京回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发起组的重要成员，党的发起人之一。
1921年２月，李达出任上海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正是由于李达身兼数重身份，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思想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由他担当中共一大筹备工作主持人是最适合人选。
03 为中共一大的胜利召开，李达都做了哪些准备？
李达在筹备中共一大的半年时间中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他的夫人王会悟，也参加到党的工作之中。
▲李达、王会悟夫妇的照片。新华社发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随后会见李达等，在了解到上海等地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后，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随后，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商讨，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前，李达分别给北京、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写信，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７月20日来上海开会。为保密起见，通知只说是开会，至于开什么会，信中没有说明。
在遴选与会代表上，他对湖南代表问题作了灵活处理。当时湖南只有青年团组织，并没有明确的党的组织，但李达仍然安排了代表与会并亲自给毛泽东发了一大开会通知。
在军阀政府统治下，中共一大只能秘密进行，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必须在代表住宿、会址的选定上，巧作安排，才能确保代表们的安全。李达将会址安排在李汉俊哥哥国民党军政要员李书城寓所，此所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法租界，军警戒备森严。此时的李书城一家人在苏州避暑，房子正好空着。他官大位高，其宅院安全性强，以他的身份和附近的环境，对会议的召开能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
▲中共一大会址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在解决外地代表的住宿问题上，李达安排妻子王会悟具体办理。妻子是浙江嘉兴人，对上海、江浙地情熟悉，不仅可以轻车熟路办理会议的事务工作，而且可以协助他妥善应对突发事件。王会悟利用与女校校长黄绍兰等熟识的便利条件，以借教室开个“学术讨论会”为由将毛泽东等大部分代表安排住在伯尔路389号博文女子学校。此时正逢暑假，女校的师生都放假不在学校，学校里没有别的人。当中共一大突遭法租界巡捕的袭扰而被迫停会时，王会悟建议并安排好到嘉兴南湖续会的准备工作，使中共一大代表顺利转移到嘉兴南湖，为党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推荐阅读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