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不知你有没有觉察到，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最大不同，不是小说形式和手法的不同，是小说意识的不同。我认为，小说意识的改变，是促成小说一个多世纪不停冒险的真正原因，也是让部分读者对现代小说不理解，甚至恼火的根源。关于小说意识，人们可以给出各种各样的定义和言说，但我想打个浅显的比喻，让你去体会。小说想要探索的世界，好比是一个女人，所谓的小说意识，浅近说，就是你看待这个女人的不同眼光。把她当女友看，她的缺点也是你眼里的珍珠；把她当妻子看，她的优点你可能也会熟视无睹；把她当母亲看，哪怕她与你格格不入，你也要处处袒护她。接下来你会追问，究竟是什么让你看待女人的眼光大相径庭？当然是你与她的关系。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你与她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回到小说，作为叙述者，你与世界是什么关系，会让你看待世界的眼光有霄壤之别。我在《新诗写作课》一书中，区分过古典人与现代人，你要么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两者的混血。你究竟是古典人还是现代人，成了你如何看待世界的依据，也确定了你与世界的关系。 假如你是古典人，你见到的世界，就是笛卡尔信任的理性世界，你对理性的无条件支持，反映出启蒙运动的理想：认定理性能把人类带向美好的未来，即人人称羡的乌托邦。人对理性的信任，是否应该这样问心无愧？古典人是不会质疑的。现代人的起点，恰恰来自对理性的质疑。先不说生活中有多少事，是理性很难把握的，比方说情感，性喜夸大和扮演角色的本性等，就算用理性构建的文明，仍然是一把双刃剑。按说同为人类，国与国的纷争，应该可以用理性化解，可是始料不及的战争，总是会不时出现。按说启蒙运动设想了理性的完美功用，一切与它接触的人，都接受了它的理想，可是“一战”“二战”的灾难，恰恰说明，人一旦组成社会群体，个人有理性并不等于社会有理性。就算个人能像公式一样，做到百分之百的理性，社会也不会像个人一厢情愿的那样，表现出百分之百的理性。混沌学已揭示，公式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理性，比如，流体力学公式中就藏着蝴蝶效应，用大白话说就是，“如果有一只蝴蝶在南京扇动翅膀，纽约就会下一场暴雨”。这是说，人信赖的理性中，悄然藏着避免不了的不确定，那是人把握不了的。混沌学让人如梦初醒：人期盼的长期天气预报，永无实现的可能。数学中的哥德尔定理，还揭示了逻辑理性的局限，通俗说就是：一个不自相矛盾的理性系统，无法判明自己系统内的事，是真还是假，要想判明真假，它必须借助系统外的其他系统。这里说的系统，可以是一个国家，一所学校，一家公司，一个人等等。人们在哥德尔定理出现之前，早已懂得类似的道理，知道国家、公司、学校、个人等，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很难客观，所以才会青睐第三方评价。这也是普通人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的原因，再狂妄的人，内心也会对自夸心虚，深知他人嘴里的评价，会比自夸更客观。 2 理性中暗藏的种种魔鬼，把被启蒙运动过度赞美的理性，把很多人心心念念追逐的工具理性，拖入了不可靠的境地。如果回头再看人自身，我认为，弗洛伊德揭示的无意识，让古典人认定自己可以百分之百理性的信念，流于说教。理性本身的不可靠，加上人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理性，再加上就算个人有理性，也不代表社会有理性，这些雪上加霜的不确定，就是现代人面临的理性困境，决定了启蒙运动信以为真的乌托邦，即完美理性带来的完美社会，只是墙上的画饼，难有实现之日。如果大家意识到，那个一直折磨我们的自我，很多都来自环境的塑造，即文明展示的都市生活，让每个人接受的竞争压力，已迫近极限。这样就容易理解，现代人不再像古典人那样，相信只有一个可以被理性把握的自我，现代人是信从自我可以分裂的，至少可以分裂出一个理性把握不了的自我。我认为，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格里高利变成甲虫，就是将分裂的自我，变成一个可见意象，即人兽合体的现代人，变成兽体人心的甲虫。格里高利起初还像古典人那样，抱定什么都可以挽回的古典信念，直到家人，即认定人是人、兽是兽的古典人，完全抛弃他，并不接受他的分裂，他才像现代人那样，无奈地接受困境带来的悲剧。 古典人被迫转向现代人的惊惧内心，我以为电影《海上钢琴师》已准确说出。电影主角邮轮上的弃儿1900，完全是个古典人，当他无师自通成为钢琴天才，为世人仰慕，他却对邮轮依依不舍，始终不肯下船。当他爱上一个上船来又下船的女孩，一天在朋友怂恿下，决心下船去找她。他沿着舷梯下到一半时，突然站住，转身回到了船上，从此再也不下船。多年后，报废的邮船即将炸毁，朋友知道他一定还在船上，前去劝他下船，他死活不肯，最终与邮船同归于尽。是什么挡住了1900唯一一次下船的冲动？当然是现代人生活的城市环境。下船那天，他站在舷梯上，看着对面纽约无边无际的摩天大楼，他害怕了。是纽约无法把握的无限、陌生、未知、不确定等，让他害怕。邮船的有限，熟悉，让他可以把握一切，他迷恋狭小天地里的确定、不含混、可以预见，这是典型的古典人心理。他宁可与狭小熟悉的旧世界同归于尽，也不肯步入把握不了的新世界。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揭示了一个古典人，转为一个现代人时的困惑。读者可以感受到小说中“我”的分裂，那是一个顾及旧世界道德，想做到无可指责的“我”，要不然，“我”就不会故意把伞打得很低，生怕被熟人看见，回到家就不会撒谎，说和朋友吃过点心，害得自己晚饭只能少吃。“我”把握不了的另一个自我，则始终被少女牵制着，一路上这个自我逼迫他向少女献殷勤，令他幻想。如果这个自我是他可以把握的，当少女提醒他雨停了，“我”就不会“蓦然惊觉”，回家路上失落之余，竟几度不知不觉想张开伞。20世纪初期的不少现代小说，都涉及古典人与现代人的冲撞与平衡。郁达夫的《沉沦》中，也有类似的自我分裂，只是主人公无法平衡两者，即难以把控的性需要，与读书人的道德自审，因屡屡难以平衡，令主人公最终走向溺海的悲剧。 3 说一道万，一旦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古典人眼中的世界，就成为你眼中的幻梦，变得不真切。古典人认为能实现的现代性，即通过启蒙理性可以实现的美好未来，你会认为，已脱离人性与社会的实际。就像戈尔丁的小说《蝇王》，把先知先觉赋予给象征艺术家的西蒙那样，法国社会变动的残酷情节，让波德莱尔们率先觉察到了新的现代性，大约可以称为文艺中的现代性。它对启蒙运动料想的最后胜利，即现代性的实现（理想社会的实现），完全持相反的态度，认为并无可能。或者说，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正好相反，是反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的，着眼揭示现代性无法实现的尴尬、困境、肇因。这样的先知先觉，让波德莱尔勾勒的巴黎，不再是光明之城，而是阴森幽暗的《恶之花》，人物的颓废似乎不可避免，也顺理成章。当艾略特诅咒伦敦是《荒原》，乔伊斯搬出当代平庸之辈布卢姆，与古代英雄奥德修斯对照，让布卢姆作为当代能贡献出的可怜“英雄”，说明作家们不再把目光投向未来，他们把人类早期视为无懈可击的理想。就如同中国古代文人进谏或陈情时，均会搬出远古的尧舜禹，作为治理天下的理想。进入二十世纪，一些质疑更直截了当的反乌托邦小说接连出现，如《我们》《美丽新世界》《1984》等，这些都反映出现代人的焦虑，理想已破灭，甚至认为理想可能是更大的陷阱，这时该怎么办？启蒙运动并未料想，那些用理性可控的古典人，没有一个能逃脱现代社会的异化，眼睁睁变成了理性不可控的现代人，没有一个不受自我分裂之苦。我认为，启蒙运动在赞叹理性的伟大时，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人不是机器，人有自身克服不了人性悖论，令其文化也充满悖论，无法完全靠逻辑理性治理一切。 4 古典楷模已逝，未来还不可期，这就是现代人被堵在困境里的现实。一旦你认识到现代人的境遇，开始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世界，写小说，你的小说意识，与古典小说的意识，就有霄壤之别。所以，二十世纪的小说大师，都是找到问题的大师，不是解决问题的大师。这与古代冯梦龙的众多小说，可以说也许找到了问题，却自信用儒家思想可以轻易解决，迥然有别。解决的时代会来临吗？我表示怀疑。有没有解决之道，你考察下自己的人性，似乎已了然。比如，你能在秩序井然，没有陌生感，没有意外惊喜的熟稔环境，生活多久而不想改变？人何时能克服，“安全久了就渴望冒险，冒险久了就渴望安全”的悖论？如果你不能理解，悖论不是谁强加给人的，是人性的天然喜好，你就无法明白，为何悖论是创造诗意的法宝，矛盾和冲突是小说的真正动力。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礼仪智慧和文艺创造，可谓各司其职，知道把人性安顿到社会和文艺中时，必须有不同策略。比如，朱熹当年就是有感于浙江福建一带，抢婚、私奔等人性冲突过多，写下《家礼》，通过推广礼仪，来减少人际冲突。可是，人总有不切实际的另一面，这一类的矛盾、冲突，也必须有地方释放，文艺就成了收罗这类冲动的箩筐。人天然喜好的矛盾、冲突，并不适合大量安顿到社会，让文艺大量接纳和安顿，是最无害的选择，所以，说文艺是社会的减压阀，并不为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