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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视野里的乡村振兴:活着之上的光亮与正信

http://www.newdu.com 2021-04-06 文学报 沈念 参加讨论

    关键词:乡村振兴
    我们对乡村越来越隔膜以至缺乏想象了吗?我们以城市为标准而认定的城乡“差距”,并不是多元化“差异”,是否误导我们所瞻望的未来?那些离土的人,不愿回望回去的人,停留在他们心中的乡土世界,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还是再次迸发乡土实践的激情?起初,我是带着这样的疑惑走进那些村庄的,而旧有的乡土经验生成也在真实的走访中被打破。
    过去两年,我随省里的脱贫攻坚督查组前往湘南山区十余次,每次下乡十天半月,实地走访了一百五十多个村庄。同行者中有人驻村扶贫好几年,流过汗也伤过心,建过功也留有遗憾,但屡屡谈及这片土地上的变化,都无不充满深情和自豪。他们给我讲山林田野沟垄上的真实经历,我像听故事般新奇;走村入户遇见的人,都当生命中要经历的人那样对待。行路中的观察,让我对此刻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大事件有了新的认知与确信。城乡的差序,乡村的变化,带给我一次次心灵地震。有时候,深受感动会变成一种坚定的信念:我要去写一写那些不同的面孔和表情背后的人生。
    这些面孔和表情既清晰又模糊,灵动又呆板,像是一个个矛盾体。又如每一个人面对现实,遥探理想,总会陷入无从把握而又信心满满的两难时刻。我的小说集《灯火夜驰》(花城出版社2021年1月),正是对这些“两难”的文学书写。
    记得2019年5月下旬的一次走访,沿着修好的乡村公路进山,房子零星,屋门紧锁。问询得知,主人不是到山上种地,就是到镇上或外地打工,留下少数的老人孩子。山路多弯,每拐一个弯都有家户居住,但多是门户紧闭,我们扒窗探望,看不出异样。走到一个坳口,一幢矮旧的房子建在一块拐角的平地上,前渠后沟,孤独的存在。一个长相奇特的老人坐在屋檐下,冷漠地看着突然跑到他面前的我们。无论我们问什么,他都不吭声,仿佛沉默就是他的语言。老人七十来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放牛遇到大雨,从山上滑倒摔落陡崖,被一棵树拦腰救下,额头重重磕在树干上,整个脑门凹进去一块大缺。老人有一个儿子,1977年出生,七年前离家后不知所踪,像是突然消失了。以老人的生活能力,已不再有独立能力外出寻子。我们问,村里(村干部)帮着寻找过儿子吗?老人沉默。村干部补充,去年某副市长走访到此,已经帮着寻人了。沉默的老人后来成了中篇《空山》(原发《十月》2020年第三期)中易地搬迁钉子户“彭老招”的原型。但他又是无名氏,是乡野大地芸芸众生的代言人。离开“彭老招”的家,我们都沉默不语。
    是不是不说话,世界就安静了。当然现实永不会非此即彼。从乡村回到城市,从宁静回到喧嚣,我的脑海中多了一张沉默的脸,心中多了一些与“乡愁”、乡村现实有关的思虑。它们像一根尖细的针,挑着心中的“刺”。老人的境遇连同家庭的秘密,也许隐藏在过往每一个具体的日子里,并不为我们所知。土地是农民“看得见”的财产,也是看不见的灵魂。现实中的“彭老招”被扶贫干部反复劝说,最终搬到镇上的安置小区,开启了新身份、新生活。但引发我思考的是,乡土生活的常态就是终老是乡,“彭老招”搬不走土地,不离不弃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以农为生的人,如何让他心中有一片永远的土地,依靠的不是政策,而是情感的沟通。有时在路上,我想,这些是我看到的,那我没看见的呢?也许正是那些看不见的,那些人背后的世界、情理、故事、命运,才存在着文学的极大可能性。
    生活的奇妙之处,也就在于我们以为在遗忘的,弃之如敝屣的,乱棒打飞的,依然在离你不远的角落看着你。山野行走,旷野风霜,屋檐飞雨,荷塘月色,诸多乡村现实的记忆、行进和改变勾连交织,遇见者的曲折经历和悲欢离合,不被人注意也见证着季节轮回的草木一生,像一颗石子投进湖潭,溅起一圈圈往外推开的波澜。
    后来的一段时间,他们反复在我的眼前浮现,反复让我追问乡土生活中人的存在。在乡村建设摧枯拉朽的当下,他们注定是不可能独立的。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他们的表情如此令人难忘,强烈地唤起了我书写的热情。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就是“我们”,谁都不是独立的存在。
    不是吗?置身正发生着翻天覆地变化的乡村,置身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时代,人们建设本乡本土的情怀,从未因城市化、背井离乡等原因而磨灭、消失。进而言之,这个背景下的每一个人,“捆绑”在土地上的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乡村建设者。他们经历的那些事,那些基本的珍贵情感,是我们提醒自己认真面对的。于是,抱着一腔热情的乡党委书记,近乡情怯的挂职记者,藏着愧疚的副县长,驻村扶贫的干部、守护长鼓文化的老人……在乡土现实的泥淖中挣扎、扶助、前行。我在写乡村的时候,始终坚信的一点是,大地没变,但大地一直在上升,因为大地上的人们,乡村世界人的梦想,也是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和大地上人的梦想。
    乡村文化是乡村建设的根基,当我面对那片千百年来就存在,却又在悄然变化中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文化时,渐渐认知到我要表现的不仅是乡村世界,更是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我在中篇《长鼓王》(原发《人民文学》2020年第七期)中呈现的传承人“盘修年”,就是具有多重身份的村民,是乡村(民族)文化最本真的践行者、传播者。其原型也是我在村里偶遇的长鼓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赵明华。赵老17岁参加工作,当过26年的民办教师,1981年拜师学习长鼓,多年来义无反顾地为长鼓舞传承无私奉献,六十多岁的他还惦记着帮村里建一个长鼓风情园搞旅游。费孝通说,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的社会共同经验。如此细思,长鼓舞传承人的“当前”,既有着个人“过去”的投影,也是一个民族“过去”的投影。这种“过去”即历史,不是点缀装饰,而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有个清晰的理念在写作中蹦跳出来:乡村从来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文化正在流失又亟待修复。于是,在传承的主动与被动、记忆的存留与舍弃之间,我选择了一个文化扶贫干部、老人与长鼓、移民新镇的故事来讲述当下乡村文化中“三明治”式的尴尬和脱胎换骨的未来,以及乡村(民族)文化在消失中被唤醒,被推到前台的希冀。这也正是“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连接的必经之路。
    作家郑小驴的父亲春节来省城,这位地道的农民读完《灯火夜驰》这部作品,评价说“很真实”。他的理解是我所写的乡村,是他身旁每一个真实的人。这些人“在地”,才有了村庄的活力与生机。从脱贫攻坚无缝衔接乡村振兴,村庄永远属于生活在大地之上的人们,这也是我将目光一次次投向那些村庄生命一起摸爬滚打、耳鬓厮磨的人的根本原因。我们思考和探讨的宏大或微观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要从日常生活的具体个人和零碎经验(情感、生活)中获得落地的答案。
    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这不是文学修辞,而是时代印证。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无论身陷何等庞杂的愁困,乡村总要在建设中完成又一次蜕变与生长,切换与聚变。乡土社会常态下的“迁移”与改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全面小康进程中面临的难题与突围的奋勇,是我的小说置放所有人物情感、生活、生命的背景。作家不是弄潮儿,但他要看得清潮起潮落,他在写作中应该往后退,不要画地为牢,而要用更锐利的体察更深刻的体悟,写出此时中国、时代的荣光和艰难,以及个体的痛和欢笑、爱和泪水、挣扎与奋进,来重建时代大潮、乡村世界里的艺术新形象。因为中国的乡村已经与城市和世界交错、胶结,那些边界、边际正渐渐消融而成为一体。
    2020年已经过去,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时间节点。但生活不会因任何节点停滞、中断。举目张望,过往将来,生活仍在继续,乡村大地依旧是日光流年、万物生长,在守与变之中完成了新的能量守恒。当我与走过的乡村建立起越来越密切的联系,那里的人们自然而然活生生、神采焕发地走进我的笔下。我所书写的不仅是此刻大地上的事,活着之上的乡土现实,也是在试图发出对乡村命运未来的思考声音,探寻着何为“美好生活”的时代之问和去往之路。
    其实,这就是那些面孔里的现实——尘土之上永远鲜活、光亮且正信的生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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