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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东晋时期的东-西“文学走廊”，东起扬州治所兼首都建康，西迄荆州治所江陵，既是借助长江水道地理优势与“荆扬之争”历史机遇双重支撑的产物，同时也是两晋易代迁都之后中国南北文学中心历史性转换的结果，在建构建康-江陵两大文学中心以及重构整个东晋文学版图中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学界重在南-北文学中心迁移与交融研究，而忽视了东-西文人群体的双向互动与深远影响。事实上通过对这一东-西“文学走廊”形成机缘、文人互动与文学交融的还原与探索，不仅有益于重新认识这一东-西“文学走廊”本身的重要价值，而且有助于深入诠释东晋文学版图的内在结构及其文学史意义。 关 键 词：东晋/文学走廊/文人流动/文学交融/文学版图 作者简介：洪文莺(1984- )，女，浙江金华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梅新林(1958- )，男，浙江温岭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地理学、红学以及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在《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中将发生于两晋之交的永嘉之乱、盛中唐之交的安史之乱以及北南宋之交的靖康之难视为迫使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由此促成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以及中国文化中心地位的南北转换。[1]1-2与此观点相契合，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也多以南-北文学中心迁移与交融作为研究的重中之重，而与之相呼应的东-西方向上文人群体的双向互动与深远影响却一直被学界所忽视。因此，通过对这一东-西“文学走廊”形成机缘、文人互动与文学交融的还原与探索，不仅有益于重新认识这一东-西“文学走廊”本身的重要价值，而且有助于深入诠释东晋文学版图的内在结构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荆扬之争”与东-西“文学走廊”的形成 东晋时期的所谓“荆扬之争”，即是指以荆州为主的藩镇和以扬州为主的中央之间围绕军政权力展开的激烈争斗。“江左大镇，莫过荆扬”[2]卷一八三，971，诚如《晋书·明帝纪》卷末所云：“维扬作寓，凭带洪流，楚江恒战，方城对敌，不得不推陈将相，以总戎麾。”[3]卷六，165《宋书·何尚之传》亦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4]卷六六，1738田余庆曾从东晋门阀制度的视角做了如下归纳：“盖以‘五马’以来，王敦于荆、江诸州讨平华轶、杜弢、王机、杜曾，功业积累，造成了凭陵晋室的形势，卒以兴兵叛晋。自此以后，居上游者多踵王敦之迹，处其利而有心，恃兵恣擅，力图以此巩固门户利益，压倒竞争对手，甚者意在移晋室之鼎。而卫护晋室者，则联络其它士族人物以制上游强藩，或思另树强藩于京师左近以固根本，抗衡上游。”[5]32“荆扬之争”之所以贯穿于东晋门阀政治之始终，主要缘于处于长江中游的荆州和下游的扬州不仅占据了东晋经济的半壁江山，而且在军事上一同构成了面对北方威胁的“江防”屏障，然其悖论意义在于：要解决“荆扬之争”就必须削弱荆州；而要保卫东晋政权的安全，又必须倚重荆州。由此可见，所谓“荆扬之争”归根结底是由东晋独特的地缘政治所决定的。 扬州所辖丹阳郡、晋陵郡、宣城郡、吴郡、吴兴郡、义兴郡、新安郡、会稽郡、东阳郡、临海郡、永嘉郡等11郡，治所与首都同在建康。西晋末年，因“八王之乱”出现大规模、远距离、广分布的移民浪潮，大致呈东线、中线、西线三向并进之势。其中东线淮河及其支流汝、颍、沙、濄、睢、汴、泗、沂、沐等水和沟通江淮的邗沟构成主要水路，辅之以各水间陆路，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部的司、豫、兖青、徐诸州与山西、河北的并、冀、幽州诸流民多由此南渡，沿途定居于淮南、皖南、赣北、苏北，但更多的是由邗沟、南下广陵、过江至京口，而聚居于江南，晋宗室贵族、文武百官、世家大族多数经由此线抵达建康。①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睿即晋王位于建康，由此完成了从西晋洛阳到东晋建康的都城迁徙，自此建康不仅成为扬州治所，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荆州所辖南郡、武宁郡、江夏郡、竟陵郡、南阳郡、义阳郡、新野郡、襄阳郡、顺阳郡、建平郡、宜都郡、南平郡、天门郡、武陵郡、巴东郡、临贺郡、始兴郡、始安郡等18郡，治所在江陵。荆州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同样首先体现在军事上。东晋托孤重臣何充在考虑任命桓温为荆州刺史时，曾慎重地对同僚分析说：“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地势险阻，周旋万里；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陆抗所谓‘存则吴存，亡则吴亡’者也，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器干。西夏之任，无出温者。”[6]卷九七，3066荆州向来是军事上兵家必争的重要阵地，扼守荆州可以掌握长江中上游的形势，对下游的江州、扬州等地形成战略优势。此外，荆州当时与广陵、京口等地一样，是南北政权对峙的前线地区。因此，荆州及其三处核心地区江陵、襄阳、武昌，对东晋的军事安全意义尤为重大。②另一方面，荆州地区的商业也非常发达，地处长江水运枢纽之便，益州、荆州、扬州之间的物品流通必经此地，遂使荆州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重镇，西晋时期的石崇即靠在荆州打劫商人而成巨富。 据《晋书》多处所载，庾亮、温峤等名臣将江州上游称为“西土”“西陲”，而将前往江州下游的建康、会稽等地称为“东下”“东归”，前者如《晋书·甘卓传》：“卓寻迁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假节、督沔北诸军，镇襄阳。卓外柔内刚，为政简惠……西土称为惠政。”[3]1863《晋书·庾亮传》：“峻遂与祖约俱举兵反……亮并不听，而报峤书曰：‘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3]1918后者如《晋书·王徽之传》：“后为黄门侍郎，弃官东归，与献之俱病笃。”[3]2104《晋书·帝纪》：“三年春二月，帝在寻阳。……辛酉，刘裕诛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司州刺史温详。辛未，桓玄逼帝西上。……庚寅，帝至江陵。庚戌，辅国将军何无忌、振武将军刘道规及桓玄将庾稚、何澹之战于湓口，大破之。玄复逼帝东下。”[3]卷一○，256可见，东、西部的地理概念与划分早在东晋当时即已存在。 要之，荆州与扬州分别处于长江中游与下游流域，荆州治所江陵与扬州治所兼全国首都建康皆为长江临江城市。得益于两大城市本身以及长江水道的自然地理优势，既由建康与江陵相继形成两大文学中心，又由两大中心之间文人群体的频繁互动而形成东西文学轴线，这是东晋东-西方向最为重要的“文学走廊”。 二、东-西部文人群体的双向迁移与互动 伴随“荆扬之争”并借助长江通道而形成的东西“文学走廊”，在东晋文人群体的双向互动中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东晋偏安于江左，境内仅扬、江、荆、徐、豫、广、交、宁8州，辖有80多郡，又有兖、青、幽等侨州和若干侨郡寄在大江南北。就文学资源而论，荆州为先秦楚国故地，素有楚辞文学传统的承传与滋养，所以在先秦两汉漫长的历史时段中，皆非地处东南的扬州之可比。汉末三分天下，由于东吴建都建业而汇聚了境内外的一批文臣士子，虽然也曾一度改变了文学不振的落后局面，但依然无法撼动长期以来形成的北方文学的中心地位。直至两晋之交从洛阳迁都建康，以及大批士族文人的迁居江南，不仅首次实现了南北文学中心地位的根本性转换，而且在东西区域文学的此消彼长中充分彰显了压倒性优势。现据《晋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三国六朝文》《中国数字方志库》等文献或数据库进行重新梳理与稽考，所得东晋一代文学家人数有142位，其中籍贯可考者为111位。就区域分布而论，其中属于扬州的23人，属于荆州的只有4人③，则彼此不仅在本土文学力量上不对等，而且与贯穿东晋的“荆扬之争”的此起彼伏也是不相称的。 然而从动态的文人群体流向来看，伴随“荆扬之争”并借助东-西“文学走廊”的相互流动，则显然可以弥补西部本土文学薄弱的固有缺陷，并通过有效整合境内外文学资源而重建西部亚文学中心。在上述籍贯可考的111位著名文学家中，明确留下东、西向流动经历的达47位，他们几乎涵盖了东晋所有的重要作家，包括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两大群体。东、西部文人的双向流动主要通过走访、征辟、出使等方式，其中从西向东流动的有10位文人：罗含、李充、孟嘉、伏滔、袁宏、伏系之、湛方生、慧远、陶潜、宗炳；而从东向西流动的则有37位文人：王隐、郭璞、王敦、应詹、陆玩、干宝、温峤、庾亮、庾冰、庾阐、褚裒、庾翼、谢尚、范汪、袁乔、桓温、孙绰、韩伯、孙盛、谢安、王坦之、桓伊、殷仲堪、郗超、王徽之、顾恺之、王珣、王谧、王忱、袁山松、卞范之、卞承之、殷仲文、孔琳之、刘敬宣、王诞、孔宁子。从人数上比较，后者是前者的3倍多。东部文人大批量地向西部流动，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荆州作为东晋西大门、半壁军力及权臣所在的重要地理位置。而且随着“荆扬之争”中西部数次的占据上风，文人向西流动的人数不断增加，东西互动的频率也有所加快。 在以上47位文人中，有16人为荆州刺史桓温的掾属、僚佐，属于桓温幕府文学集团的成员(见图1)。 桓温幕府聚集了当时东、西两边有名望的文人，上到王、谢、顾等门阀世族，下到罗含、袁宏、伏滔等寒门庶士。其中，“倚马千言”、颇受桓温青睐的袁宏，在桓温去世后，选择了向东迁徙，出任东阳太守并卒于任上。另一位幕府文人孟嘉即陶潜外祖父，因曾仕奉的谢永去世，专门东奔江南吊丧，其间结识诗人许询，连宿两晚，结为知己。伏滔结束西部幕府生涯后，东迁出仕建康，游览姑苏，遂有描绘东部自然山水的作品的《望涛赋》《登故台诗序》等问世。 因此，从以上的数据统计与关系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东、西部文人群体的交游圈存在很大的重合性。以玄言诗人孙绰为例，他曾参与永和九年(353)的兰亭雅集，交游西部荆楚豪族习凿齿、镇守武昌的庾冰，而且孙绰同祖父的族兄孙盛为桓温的荆州掾属，也是罗含、孟嘉的共同挚友。而镇守在西部武昌的庾冰，其二子庾友、庾蕴也参加了兰亭雅集。又如桓温第五子、桓玄兄长桓伟，也参与了王羲之的兰亭集会，并在此后西行入仕，也曾镇守荆州。实际上，兰亭雅集的42位诗人中，多数有西部亲友或因仕宦而有向西交游的经历，这也充分印证了东、西部文人群体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交游互动的频繁。  图1 西部荆州幕府中文人群体东-西互动示意图 三、东-西两大中心文学形态的异趋与交融 比较一下东-西两大中心的主流文学形态，彼此时有分合，互有异同。从文化渊源上追溯，东、西两大中心分属于吴越文化荆楚文化之故地，虽然楚、越文化相比南、北文化的差异更小，而且楚文化曾一度南进，并在江南区域留下了不同的烙印，但两地在地域习俗、风土人情、审美习性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的区别。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缘于文人群体身份的差异，正如陈寅恪在《晋代人口流动及其影响》中所指出的，从甘肃、陕西、河南西部一带南渡的文人，本身在西晋朝中的地位便属于中下层，他们就近南渡到长江中上游，尤其是襄阳与江陵(荆州)两地；而西晋末南渡的王公贵族、高级门阀，则聚居于长江下游的建康及附近州郡，在苏峻之乱后也有部分继续南迁到更安定的会稽郡。[8]106-115 在东晋建都建康之前，东部本土士族文学已有相当深厚的积累，无论是“朱、张、顾、陆”吴郡四姓，还是“虞、魏、孔、贺”会稽四姓，彼此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庄园经济和仕途特权。晋室南渡之后，先是以首都建康为中心，然后延伸至会稽郡等地，聚集了南渡北人的上层士族，以王、谢、桓、庾等门阀世族为代表，皆以上层士族文学为主体；而西部荆州的文人多为藩镇、幕府掾属，比如任职于桓温幕府的罗含、袁宏、伏滔等人，皆属于寒门庶族，即便如习凿齿虽为荆楚豪族，但在政治地位上仍受出身歧视。他们需要通过举孝廉、策秀才、求举荐等途径进入仕途，并且多处于司马、参军、内史、主薄等掾属职位，终其一生很难升迁。与上述文人群体身份差异相契合，东部的贵族文人群体盛行口头文学的清谈、渗透玄风的玄言诗，同时偏向于在“欣赏”自然山水中寄情高远、放浪形骸；西部的寒门文人群体则偏好写实的题材，倾向于多元实用的创作取向，除了幕府应制文学之外，尤其擅长于史传、方志、游记等创作。 诚然，东部的“士族文学”与西部的“寒门文学”只是一种相对而非绝对的定位和划分，因为西部文人群体本由出身士族的重臣与出身寒门的幕僚所组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执政贵族为中心而广泛吸纳并形成的一个寒门文人群体；但在东部文人群体中，也有不少士族因家道衰微甚至惨遭灭门而降为“寒门”，或者虽仍为“士族”而实为“寒门”，当然不无类似“寒门”的遭遇与感慨。由此可见，无论是东部“士族文学”还是西部“寒门文学”，在创作主体上都具有内在的二元性，因而在文学主旨与形态上也就具有了内在的相融性。当然，这更多的是由于同处于长江流域以及借助这一“文学走廊”相互交融的结果，兹以体现传统文人“入世”与“出世”双重情结的“济世-山水”两大主题做一简要阐述。 关于“济世”与“山水”主题，同样也在东、西两大文学中心得到了鲜明的表现，但彼此的演进路向与内在意涵有所不同。在东晋初期建康文学轴心形成之初，以士族为主体的文人群体拥有种种不同的心态——或如以晋元帝司马睿为代表的惭愧心态，《世说新语·言语》曰：“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毫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9]86或如以桓彝、卫玠等为代表的失望心态，《晋书·王导传》曰：“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3]卷六五，1747《世说新语·言语》曰：“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9]89或如王导、温峤的激愤心态，《世说新语·言语》载：“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籍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9]88《世说新语·言语》曰：“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于时江左营建始尔，纲纪未举。温新至，深有诸虑。既诣王丞相，陈主上幽越、社稷焚灭、山陵夷毁之酷，有黍离之痛。温忠慨深烈，言与泗俱，丞相亦与之对泣。叙情既毕，便深自陈结，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9]以上三种心态皆可归结于“济世”主题，而尤以第三种心态最具正能量，不仅相当典型地表现了以王导为代表的士族文人的自我激励，同时也集中地体现了东晋初期建康文坛的“中兴”气象。尤其是王廙《中兴赋》、郭璞《南郊赋》、庾阐《扬都赋》、曹毗《晋江左宗庙歌》等，皆将传统“济世”主题聚焦于“中兴”愿景上。 至于“山水”主题，刘勰尝有“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10]22之说，由此可证“山水”主题作为“济世”主题共同体现文人“入世”与“出世”双重情结的二元性和互补性。然而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老庄玄学与山水文学两者演变的阶段性，而更应看到“玄学-山水”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当东晋立国江左之初，南迁士族文人便将盛行于西晋洛阳的玄学清谈之风带到了建康，《世说新语》即载有王导、王敦、庾亮、温峤、祖约、殷浩等人的诸多清谈事例，其中在东晋初执掌30多年朝政的王导，就在清谈中大力推崇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这对东晋玄谈之风的盛行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由玄学清谈之风浸染于诗歌领域而产生玄言诗，又由玄言诗进而蜕变为山水诗，其内在契机则是从建康文学轴心向会稽文学亚中心的延伸和拓展，或者说正是通过会稽这一特定地域环境孕育和催生了具有天然渊源关系的玄言诗与山水诗。《晋书·王羲之传》曰：“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序以申其志。”[3]卷八○，2098-2099《晋书·文苑传》曰：“人问以会稽山川之状，恺之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若云兴霞蔚’。”[3]卷九二，2404《世说新语·言语》载：“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9]145具有优美山水风景的会稽之所以同时成为玄言诗与山水诗的摇篮，首先是因为东晋名士崇尚清谈，追求将玄理与山水的互相寄寓，他们在玄言诗中大多运用“仰观俯察”的空间视角和“寓目于心”的艺术思维，虽然“理”胜于“景”，但毕竟已融入山水诗的核心要素，王羲之、谢安、谢万、孙绰等42位文人于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的“兰亭雅集”之作，即是对理景交融所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其次是从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化，玄言诗派的领衔诗人正是这一时期久居会稽的孙绰和许询，而孙绰本人更是从玄言转向山水创作的关键人物，其自称为掷地金声的《天台山赋》：“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双阙云竦以夹路，琼台中天而悬居。朱阙玲珑于林间，玉堂阴映于高隅”[11]1806，情景融会，气韵生动，深具情韵与感染力；最后则是玄言与山水的内在交融，由此确立了由“玄学-山水”走向“山水玄化”的独特路径与形态，从先前山水诗拖着一个玄言的尾巴，到在“立象尽意”中将玄学意蕴的价值内化，诗人用自己的心灵来映射山川河流，追求一种玄远、冲淡的深邃意境。正如董其昌所言：“大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12]171 与东部文学中心相呼应，西部文坛也同样存在着“济世”与“山水”主题的兼容。其实，在西部文人群体中，本由权臣与幕僚所组成，前者的“济世”主题同样具有与东部相通的时代蕴含，比如长期任荆州刺史的桓温渴望建功立业，志在匡复。《世说新语·轻诋》曰：“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9]832桓温将西晋倾覆归咎于王衍等人的清谈误国不无偏颇之处，但也因此更加凸显了其匡复晋室的意志与决心，余嘉锡赞曰：“温虽颇流，而其人有雄姿大略，志在功名，故能矫王衍之失。英雄识见，故是不同。”[13]721此正与上引《世说新语·言语》所载王导等“新亭对泣”异中有同。桓温的《请迁都洛阳议》《辞参政朝疏》《檄胡文》《与抚军笺》《与弟冲书》也都一再表达了这一“济世”主题。其作于隆和元年(362)的《请还都洛阳疏》曰： 诚宜远图庙算，大存经略，光复旧京，疆理华夏……若乃海运既徙，而鹏翼不举，永结根于南垂，废神州于龙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叹息……而丧乱缅邈，五十馀载，先旧徂没，後来童幼，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眷言悼之，不觉悲叹。臣虽庸劣，才不周务，然摄官承乏，属当重任，愿竭筋骨，宣力先锋，翦除荆棘，驱诸豺狼。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反其土宇。[11]2136 可以说，建功立业、志在匡复既是桓温的最大夙愿，也是其文学作品的中心主题。 以此对照桓温幕府文人的类似主题，彼此互有异同，以幕僚袁宏的应制之作《东征赋》为例，此文追述元帝渡江立国江左之事，其重点在于追慕英雄业绩： 壮公瑾之明达，吐不世之奇策，挫百胜于崇朝，靡云旗于赤壁。三光一举而参分，四海指麾而中隔。过武昌以消摇，登樊山以流眄。访遗老以证往，乃西鄂之旧县。曩有吴之初基，升员丘而豹变。尔乃出桑洛，会通川，背彭泽，面长泉。洲渚迢遰，矶岫虚悬。即云似苓，望水若天。日月出乎波中，云霓生于浪间。[11]1785 但作者从自叹身世低微、无所作为起笔：“唯吾生于末运，托一叶于邓林。顾微躯之眇眇，若绝响之遗音。”[11]1785其中通过强烈对比所折射的无奈与不甘，可谓代表了下层幕僚的心声，与上层士族的宏大叙事有所不同。 由于西部幕府文人多受制于应制之作，在文学创作的视野与路径上不无局限，所以题材主要集中于史传、地志、游记等内容。其中如罗含《湘中记》、袁山松《宜都记》等作品，从“地志-山水”切入的“山水诗化”，具有不同于东部山水之作的鲜明特色。罗含在任桓温掾属及宜都太守时，一直嗜好游山玩水，行遍湘中并作记。其《湘中记》成为记录湖南地区山川、风俗、特产等内容的首部地记，同时也被誉为中国山水散文创作的先驱。罗含在模山范水时，注意充分调动人体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的官能感受，尤其擅长对艳丽色彩在强烈对比下的描写：“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然。其石子如樗蒲，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绿竹生焉，上叶甚密，下疏寥，常如有风气。”[14]卷三八澄清透明的湘水、红色的岸边、橙黄的朝霞、白色的沙子、绿色的竹子，犹如在创作一幅彩色的水墨画。罗含《湘中记》这种对自然山水的深切感悟与精彩描写，也同样见之于袁山松《宜都记》：“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於千古矣。”[14]卷三四只是较之上述《湘中记》显然有更多的主体融入与凸显，正如罗含本人所言：“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 上述为西部文人擅长的“山水诗化”，不同于东部文人惯用的“山水玄化”，前者摆脱了玄学的束缚而回归和凸显山水的诗意境界，而后者则因为玄学的内化而多了一份玄远的雅致与隽永的意蕴，彼此各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又相互影响，相互吸取，一同为东晋山水文学的成长与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东-西“文学走廊”的联动效应与启示意义 鉴于伴随“荆扬之争”而形成的东-西“文学走廊”的重要作用以及学界长期以来不同程度的忽视，的确需要以此放置整个东晋文学版图的多重关联中加以重新审视，以期从中获得新的启示意义。 一是建康文学轴心地位与南北文学轴线的确立。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攻陷洛阳、劫持走晋怀帝，大批文人死于五胡乱华以及晋室政权的内斗，中原地区的人们被迫开始大规模地南渡逃亡。据葛剑雄的估算，截止南朝刘宋的大明八年，南渡北人的总数约在200万。[15]152其中高门世族文人大多聚集在都城建康及其附近的丹阳郡。元帝建武元年(317)，司马睿建都建康，标志着两晋文学版图完成了从北方洛阳到江南建康的重心转移以及南-北文学轴线的正式确立。由于建康的首都地位以及士族文人群体的密集聚集，因而其被赋予了统摄东晋全国文学版图的轴心地位。然而至咸和二年(327)，因苏峻、祖约之乱的浩劫，首都建康顷刻间成为一片废墟。及至咸和四年(329)，当温峤、陶侃、庾亮等人合力平叛成功之后，便在当朝重臣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迁都的大争论，温峤请求迁都豫章，三吴豪族请求迁会稽，而王导主张镇之以静，最后力排众议，决定留守建康、重建秩序。④尽管与立国之初相比，经历这场浩劫之后的建康作为全国文学版图轴心的地位有所下降和削弱，甚至在战乱期间发生过根本性的动摇和颠覆，但终东晋一百余年间一直没有迁都，所以建康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文学轴心的地位依然存在，只不过在相对弱化的态势中有更多的文学亚中心另外崛起。 二是江陵文学亚中心地位与东西文学轴线的形成。与建康一样，西部江陵文学亚中心虽然前后盛衰有别，但一直延续至东晋末年。东晋一百余年间，刺荆州者21人，除了末年刘裕崛起、以北府和子弟镇荆州外，其余几乎是执政门阀。琅琊王氏王廙、王敦、王含、王舒4人10年，接着陶侃镇荆州9年，陶侃死后，颍川庾氏庾亮、庾翼2人占有荆州10年，再之后龙亢桓氏崛起，桓温刺荆州接近20年，桓豁、桓冲、桓石民连续26年，“桓氏世莅荆土”[3]卷七四，1946，最终桓玄篡晋，即赖于此。但其最盛时期则是在东晋中期的20年，即始于永和元年(345)桓温出任荆州刺史，终于兴宁三年(365)其从荆州移镇姑孰。据余知古《渚宫旧事》卷五载：“温在镇三十年，参佐习凿齿、袁宏、谢安、王坦之、孙盛、孟嘉、王珣、罗友、郗超、伏滔、谢奕、顾恺之、王子猷、谢玄、罗含、范汪、郝隆、车胤、韩康等、皆海内奇士，伏知其人。”[16]54可见当时桓温幕府人才之盛，桓温与诸多幕僚互动频繁，经常举办各种宴饮集会，并创作各种“应制之作”，于是以桓温为核心而形成一个幕府文人集团。⑤西部幕府文学的形成与延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在西部另辟了一个新的文学亚中心，而在于为东、西部文人的密切交游提供了重要契机、场所与通道，并由此形成贯通东西的“文学走廊”，此与基于建康文学轴心的北人南迁路线一同构成完整的南北-东西双重文学轴线。 三是会稽文学亚中心地位与南北-东西文学轴线的拓展。会稽文学亚中心兴起于东晋中期，是咸和二年(327)苏峻、祖约之乱后移民聚居地向南推移的结果。早在发生于咸和四年(329)的迁都大争论中，三吴豪族即主张迁至会稽，尽管王导主张最后力排众议，决定留守建康，但在经历神州陆沉、永嘉南渡、苏峻之乱、建康破败之后，幸存下来的南渡北人更明白安定环境对于生存的重要性，迫切需要一处安顿家族、繁衍生息的郡邑。于是，远离动荡京师、战局前线的会稽郡，便成为他们共通的理想选择，其中身为顶级门阀的王、谢家族之纷纷选择会稽购置产业、安顿族中子弟，无疑具有引领性的示范效应。正如《晋书·刘超传》所云：“及苏峻谋逆，超代赵胤为左将军。时京邑大乱，朝士多遣家人入东避难。”[3]卷七○，1876这里的“东”即指会稽地区。《晋书·诸葛恢传》甚至盛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3]卷七七，2042，以会稽与首都建康的关系比喻为以往的首都长安与关中的关系，可见会稽聚之于大批高门世族移民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及至东晋建立35年之后，偏安江南的稳定、庄园经济的富庶、秀丽山水的滋润，使得游宴山水成为会稽移民士族文人赋闲的一种生活方式，故而不难理解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的修禊盛会发生于会稽兰亭，而玄言诗与山水诗亦相继兴盛于会稽郡。与此同时，随着会稽与江陵两大文学亚中心在东晋中期的先后崛起、同时并存，原先由江陵—建康组成的“文学走廊”便进而向江陵-会稽通道拓展。尤其在桓温任职荆州之际，除了与东部的清谈名士刘惔、殷浩、王羲之等人有直接或书信的来往之外，还强行征辟了谢安、王坦之等东部名流，迫使他们西游、出仕荆州。永和九年(353)兰亭雅集的42位成员中，谢安、王徽之2人即直接出自桓温幕府成员，兼具兰亭雅集诗人与桓温幕府文人的双重身份，其兰亭诗多用山水来承载玄远之意。此外，还有一些西部文人的亲属参与了兰亭雅集，像李充的表兄王羲之、桓温的第五子桓伟、郗超的叔父郗昙等，会稽兰亭雅集文人与荆州幕府文人的密切关系于此可见一斑。会稽文学亚中心地位确立的意义在于：由建康而会稽是对东晋固有南北文学轴线的延伸；由江陵而会稽则是对东晋固有东西文学轴线的拓展。 四是寻阳文学亚中心地位与南北-东西文学轴线的总结。寻阳⑥所处的江州，处于扬州与荆州之间，是典型的“吴头楚尾”之地。西晋元康元年(291)，割扬州之豫章郡、鄱阳郡、庐陵郡、临川郡、南康郡、建安郡、晋安郡和荆州之武昌郡、桂阳郡、安成郡等10郡，另行设置江州。东晋永兴元年(304)，分庐江郡之寻阳县、武昌郡之柴桑县合立寻阳郡，属江州，合之为11郡，治所在寻阳。同样，寻阳也是长江水道上的临江城市，处于建康与江陵两大文学中心之间，既是东、西部文人双向对流的必经之地，也是东、西部文学辐射力的交会点，所以寻阳在形成自身相对独立的文学中心之际又兼具重要的中介地位与作用。由此可见，寻阳之所以在东晋后期继会稽、江陵之后成为新的文学亚中心，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寻阳文学亚中心的核心成果而论，一是以慧远为首的白莲社的宗教文学。太元六年(381)慧远入驻庐山，后至元兴元年(402)，已在庐山东林寺主持修行21年的慧远召集刘遗民、周续之、雷次宗、宗炳、张季硕、王乔之等名僧雅士123人，发愿潜修净土、共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此次集会前慧远曾带领众人在东林寺前凿池种白莲，所以后世称此集会所结之社为白莲社。白莲社成员依托寻阳庐山的自然形胜，集体欣赏、悠游山水，参佛修道，体悟天人，留下许多游览庐山的僧人诗文，为山水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是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文学。陶渊明曾祖虽为东晋开国权臣陶侃，但家道衰落，空有济世之志不得伸。逯钦立评价陶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⑦。的确，陶渊明的个性、修养、审美喜好，都很有曾任职于桓温幕府的外祖父孟嘉的遗风。义熙元年(405)，陶渊明正式归隐庐山脚下的寻阳，于此安贫乐道、躬耕乡间，为后世率先开创了田园诗派。寻阳文学亚中心同时吸取了上述南北-东西文学轴线的成果，因而也是对整个东晋文学版图时空演变的总结。 五是会稽-寻阳两大文学原型空间及其深远影响。由东晋初期建康文学轴心地位的确立以及南北文学重心转移的完成，到中期会稽、江陵两大文学亚中心的崛起，再到后期归结于寻阳文学亚中心，实际上也是对东晋百年文学版图时空演变的总结。其中最具文学原创精神并最具持续影响力的是会稽、寻阳两大文学亚中心，前者经“玄学-山水”的“山水玄化”，同时吸取江陵文学亚中心“地志-山水”的“山水诗化”，一同铸就了相对成熟的山水文学；后者一方面在山水文学上，既由慧远在东西部“玄学-山水”的“山水玄化”与“地志-山水”的“山水诗化”的两相交融中另行融入佛理与禅趣，主要见之于其《庐山东林杂诗》《奉和慧远游庐山诗》《庐山记》《游山记》等山水诗文；又由白莲社成员兼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著名的“神畅”说，强调“栖形感类，理入影迹”[17]104，又有“澄怀观道，卧以游之”[17]103“(山水)以形媚道”[17]104“万趣融其神思”[17]104等论，不仅是对中国画“以形写神”理论的有力提升，同时也开启了后代山水诗画合一的先声。我们不难从唐代王维、孟浩然等山水文学的后继者中找到慧远与宗炳的深远回响。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派的开创。尽管寻阳隐逸文学不仅仅只有陶渊明，除了“寻阳三隐”——陶渊明、刘遗民、周续之之外，尚有著名的“翟家四世”——翟汤及其儿子翟庄、孙子翟矫、重孙子翟法赐，一家四世皆隐居庐山，洁身自好。但真正欣然选择躬耕田园生活而又致力于田园诗创作的是陶渊明。广义而言，田园之于山水，同属于自然感悟的心灵书写，但陶渊明与前人山水隐逸另辟蹊径，即从此前的登临游览山水直接转化为躬耕田园生活，从感悟自然山水的玄远意境走向田园风景的质朴意趣，这无疑是陶渊明之田园诗不同于此前山水诗的崭新创造，这一“开宗立派”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当时的寻阳文学亚中心，也远远超越了作者所处的东晋时代，更是直贯唐宋以后的田园诗脉而历久不衰。当然，陶渊明的隐逸文学也是多元的，比如其《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8]247此诗颇有“山水玄化”的意趣与韵味，对田园生活与山水审美关照的抒写融为一体。以此联系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所论：“在中国文学题材的演进史上，地理经验堪称第一等重要的原动力。”[19]314“如果说，九江是中国田园诗的摇篮，浙东是中国山水诗的圣地，那么，是北方人的眼光，是北方原有地理经验的映衬，才让他们成为摇篮和圣地。田园诗、山水诗，不折不扣地是一波地理大交流的结果。”[19]312则我们不妨将重点孕育和催化中国山水诗、田园诗的摇篮与圣地——会稽、寻阳两大文学亚中心，视为最具原创意义与最具持久影响力的两大文学原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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