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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伟:时代记忆的“雪花”或“忧伤”

http://www.newdu.com 2020-11-04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关键词:房伟 《血色莫扎特》
    几年前,我在《天涯》杂志连续发表了几篇随笔,谈70后一代人的记忆,涉及很多个人体验。很多朋友看到这些文字,给我打电话,说读了后颇为触动。实话说,有些记忆是不美的,不优雅的,甚至可以说丑陋狰狞。我把它们埋在内心深处的坟冢。每一次示众,都无异于一次血肉模糊的撕扯。时代善于遗忘,它永远沉溺于“新鲜有趣”的东西,个人记忆也不一定可靠,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往往赋予其虚伪的自我美化和崇高感。同时,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正视真实,特别是“不那么美”的真实。随处可见的成功学(如“某人街头贴膜月收入过万”这类“成功学新闻”),野心勃勃的“反转期待”(如当下网络流行的“赘婿文”),恰是人们害怕生命真相的佐证。
    感谢《十月》杂志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让《血色莫扎特》有机会与广大读者见面。它既是对青春回忆的一次哀悼,更是我对90年代社会体验的一次反思。1997年,我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直到2002年离开。尽管过去了二十年,那些生命记忆,仍不时出现在我的梦境。我曾长达半年多领不到工资,也曾连续倒班十余天,在蒸笼式的车间拼命干活。我震撼于底层工人的艰难生活,也为上吊自尽的大学生流下过热泪。这些小人物,特别是刚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他们的热情与希望,就在这样残酷的环境,被放置在历史的石磨,被碾碎,被摧毁,或者,像飘散的蒲公英,不知流落到哪个角落。2012年,我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英雄时代》,借助武松和潘金莲的戏谑故事,戏仿了90年代底层青年的生命感受。
    但是,这些似乎又远远不够。那些熟悉的身影,一直晃动在我最压抑悲伤的梦境。他们被抛离原有的生命轨道,却无法顺利转轨为另一种安稳人生。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有的虚荣,有的惫懒,有的酗酒,有的苟且偷安,但他们都有过热情梦想,单纯善良的品性。很不幸,他们的故事,没有“幸福的反转”,没有“励志成功”。他们失败了,丑陋地消失在大时代“分享艰难”“从头再来”的悲壮合唱中。他们有掏下水道的音乐系高材生,当门卫的计算机程序员,守仓库的服装设计师,看网吧的画家,在地下车间腌咸菜的日语翻译,还有那些更惨烈的“生命失踪者”。比如,欠下高利贷,骗了一圈钱后人间蒸发的原大学学生会主席;碾转在几个领导身边,被当作玩物,无地彷徨的女研究生;抛弃一切投奔广东,屡败屡战后不知所踪的外语天才;未婚妻沦为领导情妇,自己则被驱除出单位,落魄地在街头摆摊的青年工程师.......
    很多年了,他们似乎已消失在了我的生活圈子。我挣扎着逃生,在江南某高校工作,成了一名中文系教师。我也似乎慢慢习惯了“知识分子”身份与书斋生活。我也能在国外的学术会议上侃侃而谈,不断出版学术著作和小说作品,获得某些奖项和荣誉,收获恭维的赞美和掌声。然而,夜深人静,那些早已消失的身影,还时不时地冒出来,冷冷地鄙视着我,质问我的虚伪和健忘,嘲笑我自以为是的身份感。他们时刻提醒我,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也许就像一个圆圈,无论他走多远,道路如何不同,都走不出那些最初刻骨铭心的青春体验原点。
    2019年春,我决定继续写一部反映90年代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血色莫扎特》。小说用一桩二十年前的谋杀案,将几个城市青年的命运集合在了一起。我白天上班,晚上就喝着浓茶写作。小说写得很快,我听着莫扎特的《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也听老黑人percy sledge的布鲁斯音乐。这些痛苦而深邃的音乐,仿佛正契合着写作时的心情。曲子一遍遍循环,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个不停。那些幽灵般的影子,围绕在我的身边,热烈地与我讨论,推动着故事走向。不到二十天,我就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最后完稿,是在一个深夜。兴奋的我,走出家门,在小区的花坛边转来转去。小区的流浪猫,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冲着它笑了笑,陡然看到墨蓝的夜空,有几颗流星划过。我的眼睛湿润了,无论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那些曾经的身影,那些曾经的记忆,我总算有了一个交待。
    小说完成后,一位兄长给出建议,希望作品更加超脱些。某种程度上,我赞同他的意见,情绪太浓,往往让作家深陷其中,少了审美提炼。然而,另一个角度而言,现实的审美力量,不仅来自冷静超然的态度,个人哲学观念对时代的撞击,也来自作家反映的现实,能浓缩多少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与时代印记,能代表多少理性反思与主体建构的努力。所有审美技巧,都应服从“灵魂的诉求”。当我们阅读《在人间》《涅朵奇卡》《祝福》,丝毫不会受制于时代隔阂,而是在新的审美陌生化中,震撼于那种细节的真实与人性批判的力量。我当然不敢比肩那些大师的创作,但我也在不断思索,我到底希望通过《血色莫扎特》表达些什么?几个惊悚惨烈的故事?或者说某种“关注底层”的名声?我想可能都不是。也许结论还在于为这时代和人生,多一抹惨淡之后的亮色,少一点虚伪的优雅;多一点绝望之后的希望,少一点无病呻吟;多一点正视苦难的勇气,少一点自我麻醉的沾沾自喜;多一点悲悯与宽容,少一点自以为是的清高。
    当话语变成某种税收义务,总有一些不妥协的“逃税者”。他们描写丑陋的失败,不愿为之抹上大团圆的亮色;他们冷峻面对现实,不想用赞美的歌声消解真实。他们知道,话语的美学试验中,有太多沉溺其中的趣味和把玩逃避的精英意识。也许,《血色莫扎特》不过写了一些个人的悲伤体验。这些东西永远无法纳入恢弘的时代记忆。但是,它们朴素而真实,让我们更加尊重那些普通的个体生命。社会变革之际,每一片雪花,都可能将一个生命带入无底深渊。还有一句话,是伏尔泰的名言,最近被广泛引用——“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我是卑微的,无法改变更多东西,只能拿起这只脆弱的笔。但是,当生命走向尽头,当记忆的雪花飘散在风中,我希望,不要再有深深的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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