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体现，确实涉及到传承问题，但这种传承不是复制性的，而是建构性的，必须穿透固化的范式，以一种“新感觉力”去打通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美学边界。很多作家对于传统的理解，其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逐渐加深的，对古典的传承和吸收，始终存在一个审美境界的对接问题。因进入古典的世界需要积累和沉淀，所以，对古典的传承不仅有高门槛的要求，而且它还关系到一个作家的内在修为和情感教养。
    我们现在来提传承和发扬中华美学精神，其前提可能是我们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这种精神，那么，如何接续这种传统的美学精神，如何找回失去的传统美学风度，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新文学百年，“打倒”的呼声不绝于耳，反传统成为一时风潮，虽然后来有人意识到了过犹不及，并反省自己，然而，那条“革命”的风筝线一旦放出去了，我们对于传统的反叛好像就走向了一条不归路。“文革”结束，当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被译介过来，作家们在经历了长久的精神压抑和知识饥渴之后，几乎是一边倒地选择了向欧美学习，这或许与之前极端的反传统风潮不无关系。这股向西方现代派学习的强大思潮，曾经袭卷了1980年代的一大批作家和诗人。传统所构成的抵抗力量，不足以扭转中国当代文学的封闭格局，而西方现代派文学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本和观念，几乎没有多少障碍地征服了一代青年作家。在当时有些人看来，只有西方现代派文学才能真正解放我们的思想，启发我们的创作实践，这一度成为部分作家在写作上重要的思想支撑。
    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确给1980年代的中国作家带来了精神的启蒙，同时也直接促成了后来先锋文学的发生。作为一笔精神财富，先锋作家和诗人们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思想的接受已成定势，有人甚至认为，传统的东西不能改变中国作家当年急于求新的内心渴望，只有西方现代派文学重新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活力，并激活了作家的创造力。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传统基本上被置于孤绝的境地。虽然后来也有一些作家意识到了传统的重要性，并试图借鉴古典，然而，没有了那样一个普遍的语境，似乎“一个人的战斗”变得困难重重。新世纪以来，在大众教育层面，有人也在不断地倡导国学，尊孔读经甚至成为时尚，可对于继承与发扬传统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更多时候则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淖。
    在此背景下，之所以仍然有那么多人提出要重回古典，也是真正意识到了传统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并非是要所有人刻意去继承，而是有些人在不断深入的学习中发现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既然意识到了重要性，那么如何去传承，也让很多人觉得棘手。有些作家宣告自己要回归传统，向古典致敬，想法虽然很好，但有时可能适得其反：在没有多少准备的情况下，传统的空间未获开掘，可文学的现代性在写作中很容易丧失。因此，向传统寻求资源，并不是拘泥于复制，食古不化，这种无难度的生硬传承，很容易丧失现代意识，成为典型的“复古派”。传统肯定不是停留在口号或表象上，而是要内化到我们的教育中，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里，真正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精神自觉。
    
    尤其是对于多数已经接受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作家来说，他们也不可能一味地对古典和传统生吞活剥，那种囫囵吞枣式的吸收，最终很难消化。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去清空自身已有的欧美现代文学观念，重新来学习中华美学传统，这对于当下社会来说，好像也不现实。那么，传承的重点就在于如何穿过已经接受的西方现代思想，来重返我们的古典传统，虽然难度会比较大，但是只有建立在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之基础上，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才是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前提。在当下，没有对传统的改造和重构，不对传统进行革新和拓展，那我们对传统的照搬式继承也是无效的。毕竟，古典传统在当下的存在，已经没有了过去的土壤，它必须要适应当代中国的整体现实，这才会有我们重新打开中华美学精神内核的秩序性。就像有人过度简化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认为我们丢掉的东西再去捡回来即可，其实就是简单地理解了传统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因为传统的“道”一直处于持续的变化中。因此，我们对古典传统的继承，除了美学和技艺层面之外，更重要的则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内在修养，这才是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代文学中能获得更大存在空间的保证。
    古典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抒情传统，后来到了新文学阶段，似乎只有诗歌对其有着更多的继承和对话。虽然现代汉诗与古诗词在形式上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但在情感表达上也有趋于一致的永恒美学体验。有人认为现代汉诗主要是向西方现代派文学学习的结果，与古典传统无关，其实，这就狭隘地理解了现代汉诗所具有的内在包容性与可延展性，同时也人为地制造了二者之间的断裂。现代汉诗与古典传统之间并没有天然的屏障，它们的融合有着更多美学上的可能性。青年诗人朵渔说：“现代汉诗没有对传统精神的继承是走不远的。”这一言说并非武断，而是诗人经过长久的写作实践和思考后所得出的结论。比如说中华美学精神里面的“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这其实是针对文学写作的修辞而言的，我们在表达上立足于追求言近而旨远，但这一点对于很多当下诗人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当作家阅读并受翻译体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可能在汉语写作中会表现得冗长繁杂乃至晦涩，这时如果能够在现代汉语中重置古典的某些凝练节制之风，表达上会显得更为简洁明了。这也正是我们在写作中打破同质化而寻求创造性的一种美学拓展，有自己美学追求的诗人对此应该心领神会。诗歌本就是语言艺术的精华，如果能在语言上向古典学习凝练节制，当是一种继承传统的绝佳方式。有一些诗人或许在遭遇西方“影响的焦虑”之后，将学习古典当作获得营养的重要途径。这种返回一定不是随大流地响应号召，而应在具体的实践中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在此，对于古典和传统的理解，也不可过于单一化，我们需要打开视野。“对诗人来说，传统不仅仅是唐诗宋词，正史、野史、书札、笑话、诸子百家，全是传统，全都必须面对。”西川如是说，他指出了传统的博大精深之处，而非我们狭隘理解的“唐诗宋词”，因此，传统对于诗人来说，就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了，而是延伸到了文史哲融合的整体大文化范畴。
    新世纪之交，不少进入“中年困境”的诗人试图进行写作转型，在转型过程中，他们中的有些人意识到了新诗的出路还是要面向传统，这是一个新的美学信号：传统在当下的意义获得了诗人们的重新认识，而如何在保持现代性的同时，有效地继承与革新传统，已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对诗歌境界的挖掘，对历史感的恢复，又是这一命题所要达到的至高目标，它们相互见证，共同构成了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新的方向。像西川、柏桦、雷平阳、陈先发、朵渔等诗人，在新世纪以来都尝试过对传统的创造性化用，也由此形成了新的诗学景观。作家格非说：“所谓的与传统对话，恰恰不是到古代文化中去寻章摘句，而是要从更高的层次上别出心裁，别开生面。只有当你的写作迫使传统的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与传统的对话关系才会真正建立。没有创造性的工作，与传统的对话，其实根本无从谈起。”与传统对话，其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还是如何深入的创造，这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尤其是在超越古典与现代这双重影响时，诗人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我觉得诗人郑敏先生多年前的一段话，真正道出了诗歌之古典情怀与现代性的关系：“现在似乎到了一个历史阶段，需要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的诗歌传统（从古典到今天），使古典与现代接轨，以使今后的新诗创作不再引颈眺望西方诗歌的发展，以获得关于明天中国新诗发展的指南。找回我们自己的新诗的自主权，有赖于对自己手中与脚下的古典诗歌的宝藏的挖掘与重新阐释，这绝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要在吸收世界一切最新的诗歌理论的发现后，站在先锋的位势，重新解读中华诗歌遗产，从中获得当代与未来的汉语诗歌创新的灵感。”郑敏在此谈到的就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融合，也是对先锋诗人如何进入传统的解析，它关涉更多的还是传统精神中渗透的现代元素。很多诗人都无法再去写格律诗，现代和传统最普遍的对接过程，就是在于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融合。诗人雷平阳说：“我取西方诗歌的观念与技术，再注入中国古代的诗歌精神，踉踉跄跄地向着诗坛走去。”这应是先锋诗人能有效继承传统的一种常态，这一传统还在继续下去。包括不少“70后”和“80后”在内的新生代诗人们，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中华美学传统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去反省自己，竭力寻找传承的出路与方法，这种对于古典传承之可能性的探索，也是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代写作中的渗透与转化，它会让作家和诗人们更具文体意识，也更显从容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