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民初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沿用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的外在形式，熔铸了王国维中西哲学、美学、文史的深厚修养和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的独特生命体验，在中西贯通的学术视野里，开拓性地建构了以“境界说”为核心的词学批评理论，成为中国词学批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
    一、《人间词话》对传统词学批评理论的突破。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是有清一代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两个词派。清代的词学，长期为两派所笼罩。文廷式《云起轩词序》："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二百年来，不为笼绊者，盖亦仅矣。”换言之，自朱彝尊、汪森编刻《词综》后的两百余年来，除极个别独树一帜的词人外，清代几乎没有不受浙西、常州两派影响的词人和词学家。浙西词派以姜夔、张炎为圭臬，推崇“清空”、“醇雅”词风，以使词适宜传达家国之恨的幽暗情绪。浙西派发展到中后期，由于过度注重风格技巧，内容渐趋空虚狭窄，与社会主潮渐行渐远，最终为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所取代。常州词派奉温庭筠为宗主，提出了“意内言外”、“风雅比兴”的词学理论，又提出“词亦有史”、“寄托出入”之说。但无论是浙西词派的“醇雅”观，还是常州词派的“寄托”论，都是以传统的政治教化观念来发掘词体文学的社会意义，实现以“善”为核心的古典诗学价值目标。
    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突破了以求“善”为目标的传统词学观念，直接用“真”代替诗教的“善”，用美学代替儒家的伦理，将词学批评推上了艺术哲学的新高度，其标志就是“境界说”的提出。《人间词话》一开始就确立词学批评的新标准：“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何为“有境界”？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里的“真”不同于一般的科学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真”。王氏之“真”，主张以“赤子之心”、“诗人之眼”通观古今上下，以宇宙人生为具体对象，同时反观自我的最深心灵，对景物情感有深切感受，达到物我两忘之境。这一“真”源自于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对整个人类的人文关怀精神。如王国维用“真”的标准评价李后主的词，超越了传统词学对其词“德不胜色”的批评，将后主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一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在传统词学看来，写景咏物，能讲究比兴寄托，才为词之高格；而在王国维看来，能以赤子之心袒露真情实感，以血书写，不管这一情感高尚与否，同样为词之高境界。这种批评，对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带有一定的批判性。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比较有名的词学论著如谭献《复堂词话》倡“折中柔厚”，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标“沉郁温厚”，况周颐《蕙风词话》举“重”、“拙”、“大”、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求“拈大题目，出大意义”等，无不带有常州派重视伦理价值批评的色彩。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不为浙西、常州两派所牢笼，提出以“真”为内核的境界论，是对以“善”为准则的传统伦理批评方式的终结和超越。
    二、《人间词话》对现代词学批评体系的建构。在传统词学的现代转化的历史进程中，《人间词话》是一部具有标志意义的词学批评著作，其价值体现在对于现代词学文本结构方式、逻辑思维方式、词学批评视野等方面，最终深刻影响了现代词学批评体系的建构。《人间词话》“国粹学报本”共64则，分为词学批评理论和词学批评实践两大部分。第一到九则，王国维提出了论词的理论主张。首则开宗明义，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明确词学批评的根本标准是“境界”，可谓全篇之总纲。下八则对“境界”进行不同层面的论述。第二则根据艺术创作方法的不同，分为“造景”和“写景”，“造景”即虚构之景，“写景”即写实之景。第三则根据主客体审美观照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以我观物”之“有我之境”与“以物观物”之“无我之境”。第四则承续第三则，据静中得之的“无我”和由动之静时得之的“有我”两境的不同审美感受，境界又有“优美”与“宏壮”之分。第五则是对第二则的补充阐发，根据写实与虚构之景，相应地就有写实家与理想家。第六则是强调境界的内涵和标准，认为不单景物，喜怒哀乐也是人心中之境界，而且惟有真景物、真感情，才能称得上有境界。第七则以“红杏枝头春意闹”之“闹”字与“云破月来花弄影”之“弄”字两例，阐述境界之所出，也即艺术境界之生成。第八则强调境界有大有小，但不能以大小来区分境界的优劣高下。第九则通过与古典诗学对比，对“境界”说做总结，认为沧浪之兴趣、阮亭之神韵等论词不过“道其面目”，不如境界说为“探其本”之论。《人间词话》前九则的内容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王国维词学理论的系统观点，是王氏建构现代词学批评体系的理论框架和基石。
    从第十则开始，为《人间词话》词学批评理论的实践运用。其中第十至五十三则，以“境界说”为引领，按年代顺序，从上述八个方面，分别评述历代著名代表词人及其作品。重点论析的词人有：李白、温庭筠、韦应物、冯延巳、李璟、李煜、晏殊、梅尧臣、欧阳修、晏几道、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张炎、周密、纳兰容若等，并进一步从“赤子之心”、“隔”与“不隔”、“客观之诗人”与“主观之诗人”诸方面，丰富和完善以“真”为内核的“境界”论。从第五十四到六十四则，论及诗、词、曲历代文学样式的演变，试图探讨“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的原因，并将诗、词对举，提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的要求，最后两则以论述元曲两大家马致远和白朴做结，使王国维构建的现代词学批评体系有了更为广泛的文体适用范围。
    王国维曾刻苦学习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对一门学科应具有的逻辑结构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盖科学之源，虽存于直观，而既成一科学以后，则必有整然之系统，必就天下之物，分其不相类者，而合其类者，以排列之于一概念之下。”（《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他还意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认为“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论新学语之输入》）《人间词话》虽然沿用了传统诗话词话的外在形式，但有别于传统词话率性随意、片言只语的点评方式以及“助闲谈、资考证”的固有性质，汲取了西方思辨的长处，经过精心安排，形成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相对完整的词学批评理论，成为现代词学批评体系确立的新起点。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刊登傅斯年《评〈宋元戏曲史〉》一文，提到“余向见其《人间词话》，信为佳作”，认为“历来词学，多破碎之谈，无根本之论”，突出了《人间词话》不同于传统词话的两大特点，即其结构上的系统逻辑性和理论上的探本求源性。
    《人间词话》不仅改变了传统词学零碎散乱的批评方式，注重批评文本本身的逻辑性，而且注重理论概念的层次性与整体的系统性，将传统词学批评从文学层面拔高到美学、哲学的高度，为现代词学研究树立了一个新的批评范式。因此，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不仅提出了“境界”等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重要理论概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现代词学研究的新方法，奠定了哲学与文学多层面研究相结合的具有现代学术特征的词学批评体系。
    三、《人间词话》在晚清民国的影响及其词学史意义。《人间词话》在《国粹学报》发表的1908年，其诗学影响仅局限于“国粹圈”。之后10年未引起更多注意。傅斯年是较早关注《人间词话》理论价值的学者。《人间词话》真正引起学界关注是在其单行本出现以后。1926年俞平伯首次将《国粹学报》上的64则《人间词话》加标点整理，交付朴社出版，序云：“作者论词标举‘境界’，更辨词境隔与不隔之别；而谓南宋逊于北宋，可与颉颃者惟辛幼安一人耳……凡此等评衡论断之处，俱持平入妙，铢两悉称，良无间然。”自此打破了《人间词话》研究的沉寂局面，在晚清民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的八九十年间，《人间词话》逐渐被确立为经典，掀起了现代词学研究史上的一波又一波讨论。
    在长达千年的词学史上，人们对于词体的认识可谓异彩纷呈、丰富多样。其中经常被人提及的有三种：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张惠言的“意内言外”说、王国维的“境界说”。
    《人间词话》提出的“境界”说，是一个全新的词学观念和词学批评标准。它把“真”放在第一位，强调“真景物”、“真感情”，寻求政治、人伦、功利之外的艺术美，是对传统词学批评模式的一个大超越。王国维用这种全新的词学观念和标准，来观照、审视和评价唐宋以来历代的词学名家名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但刷新了人们的词体观，而且建构了一种全新的词学批评模式，创一代风气之先。尽管《人间词话》依然套用了古典诗话、词话的外壳，但内部却融合了西方哲学、美学、逻辑学等知识，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词学批评体系，成为现代词学批评的新开端。《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的理论创新、实际应用及深远影响，足以奠定王国维在20世纪词学批评史上一代宗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