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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华:当代女性写作的过渡地带——读谢络绎小说集《到歇马河那边去》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创作评谭》 王晓华 参加讨论


    想起当代女性写作,我时常会产生恍惚之感:在世纪之交,它曾经引爆了持续的话语狂欢,但此后却如过山车般迅速下滑;如今,其声势和形貌都不再醒目。是什么阻碍了女性写作的持续攀升?是写作的内部逻辑使然,还是遇到了外在的困境?
    思考这些问题时,小说《到歇马河那边去》中的一句话击中了我:“她太冷了,她想跑,却不知道该对着哪个方向。”1毫无疑问,“她”是迷惘的符号,周身洋溢着青春的冲动,但却不知道走向何处。
    谢络绎笔下的“她”只有十六岁,大体与二十一世纪同龄,当然也折射出时代语境的变化。对于先锋派女作家来说,这个形象的存在不无讽刺意味:经过多年狂飙突进的启蒙运动,无数的“她”依然不时呈现出犹疑之态。事实上,这个从文本中凸显出来的“她”是无法回避的符号:就当下中国而言,林白、卫慧、绵绵、李银河们展示的先锋体验并不具有普遍性,仅仅属于少数走在前面的人;在她们身后,众多女性仍然停留在男权话语的疆域之内,依旧需要确立自己的方向。吊诡的是,这个广阔无边的女性群落却被女性写作忽略了,常常只出现于先锋视野的边缘。由此可见,先前的女性写作虽然声势浩大,但却具有难以遮掩的欠缺:聚焦于先锋而遗忘了基座,彰显前卫而忽略了大多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女性写作具有明显的未完成品格。它要走出当下的间歇状态,就必须填补先锋写作留下的巨大空白。换言之,只有直面无数当代女性的困境,当代女性写作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谢络绎的作品凸显出来。她笔下的女性几乎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男—女(阳—阴)的二分法,渴望琴瑟和鸣的情感体验,但却都置身于迷宫之中:《到歇马河那边去》的圆圆(“她”)情窦初开,尚未正式进驻两性交集的地带,就目睹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情欲事故;《鸟道》里的曹多芬是女人里的男性中心主义者,时刻准备迎合他们的真心和假意,却又总是被排斥到情场之外;《无名者》中的香远、阿珍、赵菲进入了男人的世界,却发现后者绝非曹多芬想象中的理想国,内心深处的危机感则同样挥之不去。这些故事再现的不是“一个人的战争”,而是阴阳对峙的复数化体验。它没有前者激烈,但却远为复杂,且更加意味深长。
    从根本上说,小说中的“困境”源于转型期的“断裂”。随着时代的推移,男人性本身开始变得模糊,不再总是对应着固定的社会意象(如“大丈夫”)。折射到女人眼中的他们变得飘忽不定,难以琢磨。原有的性别界限消失了,传统的阴阳之道时常处于失衡状态。对于许多个体来说,那个原本完全由男人支撑的世界已成追忆。面对旧格局的“塌陷”,这些算不上前卫的女性困惑、迷惘、犹豫不决,体验到了转型阶段的特殊苦恼:旧的坐标系已经失效,新的路径图还有待绘制,她们丧失了原有的位置意识和方向感,被抛入了悬念丛生的过渡地带。
    过渡意味着尚未完成。它是一种间隙状态。主人公被搁置在精神上的空白地带,必须勘探、定位、寻找、发现、祈祷。此刻,命运将她们从背景中凸显出来:宇宙浩瀚无垠,她们却只能独自前行。关键的情节同样是“一个人的战争”,但文学的版图却扩大了:地点不仅仅是卧室,对象也不单单是自己的身体,相反,女性被卷入更为宏大的生活场域,不得不应对更为复杂的情境。以《鸟道》中的曹多芬为例,这点清晰可见:这个年逾四十的女教授前去参加婚礼,新郎是自己的前夫,其余均是悬念;为了应付可能的尴尬,她试图寻找一个男伴,但始终未能遂其所愿;可是,尴尬归尴尬,独立的动姿却得以延续,因为感受和应付这一切的正是她自己。在寻寻觅觅的过程中,她的胆子有时会变得很大,甚至偷偷地“盯着他看”。于是,他/她的位置被翻转:女人升格为审美和享受的主体,男性则被对象化了。对于熟悉女性写作的读者来说,这一幕并不陌生:“我野心勃勃,精力旺盛,世界在我眼里是个芬芳的水果,随时等待被咬上一口,而他沉默寡言,多愁善感,生活对于他仿佛是一只撒上砒霜的蛋糕,每吃一口就中毒愈深。”(卫慧《上海宝贝》)相对于前卫作家所描绘的“我”,曹多芬似乎丧失了张扬的勇气,但依然继承了前者的主动性。作为大学教授,她也至少部分地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这是女性站起来的前提。由此获得的自信使她觉得自己与前夫具有“精神上的重叠”。如此说话的她属于一个悠久的性别谱系: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女性开始经商和参加生产,“她的物质独立使她在生活作风上有很大的自由”;“下层妇女可以出门,经常出入小酒店,差不多像男人一样支配自己的身体;她是丈夫的合作者和同等的人。”(波伏娃《第二性》)同样,拖着红色拉杆箱四处游走的曹多芬也是自由的象征:大学教授的身份,稳定的收入,都使她可以“说走就走”。当她转身时,世界也随之旋转。她同样是世界的枢纽,是对自己而言的中心。她变换的表情、沉默的厚度、敏捷的步伐都是无声的宣示。 不知不觉中,她的身体已经悄然站了起来。正因为如此,她对男性的刻意屈从就不无悖谬意味。显然,属于她的精神成年礼尚未完成。
    那么,是什么力量拖住了她?她是大学教授,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收入,但其心灵为什么柔弱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或许,小说中的丁艳说出了部分答案:“你真正需要的是准备一个男人吗!”曹多芬是坚定的异性恋者,向往如埙如篪的婚姻生活。尽管受到了丈夫的冷遇,但她始终在寻找“一个男人”。在她看来,自己的婚姻之所以充满磨难,是因为“他们没有举行过婚礼”:“亲友们陆陆续续才知道他们结合在一起了,可老天爷到现在都不知道。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拜亲友……他们违背了这个传统,只好领受厄运。”(《鸟道》)“老天爷”是父权制的象征。对老天爷的信仰使她恪守阴阳之道,而时代早已赋予了她新的身份。
    此刻,意味深长的错位出现了:早已不是男人心目中的传统女性,却刻意去迎合前者的期待视野。这是一种新的时差:内心深处的她落在了后面,追赶不上真实的自己。这是未被意识到的自我矛盾:两个她之间出现了冲突,但依然仅仅把目光投向男性。这是注定难以遂愿的筹划:自己的存在出现了致命的裂痕,却坚信:“女人……唯一的光荣就是使男人心动。”(波伏娃《第二性》)于是,她所有的努力就都具有无法掩饰的荒诞意味:越是试图顺应男权社会的法则,就越是被后者所拒绝。为了迎合男人的目光,这个知识女性几乎动用了所有的身体技术(如笑的时候会“用手去提眼角”、系围巾、携带化妆用的“装备”),时刻准备发表屈从的宣言,但结果只有一个:多情反被无情恼。每当她准备展示魅力时,哈哈镜就会准时出现,放大一个滑稽的形象。在她最渴望被融化的时刻,无形的深渊悄然生成,迎接她的是忽略、排斥、拒绝、暴力:“他翘起腿踢了她一脚”,“稍后的关门声把她拍死在地板上。”于是,“她希望的事情从来就发生过”。甚至,她连顺从的权利都丧失了:“这真让人沮丧,当你想顺从一个人时,他却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看起来并不是很需要你。”(《鸟道》)尽管如此,她依旧试图顺应阴阳之道:“ 曹多芬根本不听他在说什么,扑上去抱住他的腰,哭着说你不要走,你走了我怎么办?我的心在你那里,你走了就是把我的心拿走了。”(《鸟道》)她的心仍然在男人那里。离开了男人,她就是空的器皿、被废弃的洞穴、荒凉的土地。她期待来自天空的闪电,渴望被撕裂、侵入、占有。每当遇到合适的男人,她就会“生出花朵遇到蝴蝶的想象”。这是一种对异性恋的持续渴望。犹如行走着的探测器,她随时随地准备捕捉男人的暗示,还原他们眼中的自己,以便悄悄修补自己的形貌。男人掌握着衡量她的尺度,是时刻会出现在她对面的仲裁者。他们的态度往往难以琢磨,她只能站在男人的对面等待。她喜欢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不想听到命运的终审判决:仿佛坠入了充溢着可能性的深渊,备受煎熬但又似乎随时会获得盛开的机缘。由于屡战屡败,掩饰就成为一种必备技:“曹多芬迅速看了一眼那个男人,努力控制自己不去贪恋他眼睛里流露出的意味深长……”(《鸟道》)荒诞吗?是的。然而,这不正是众多女性的缩影吗?在现实生活中,性别的等级制从未被完全消除:男人如天空,女性则是被俯视的大地。后者的目光无所不在,女性则被触摸、包围、挟裹,必须随时破解它所蕴涵的意图,接受未曾言明的无声指令。正因为如此,固守传统性别哲学的女性是永远的猜谜者,只能接近正确答案,注定无法抵达彼岸。在这个世界上,她们始终是在场的缺席者。
    通过聚焦过渡地带,当下女性写作展现了蜕变中的形象:她们窥探、等待、掩饰,试图表达而又欲言又止,渴望走向前方却总是心存顾虑。在被拉长的暧昧时分,荒诞感诞生了 :“她嘟囔着,兀自抬起头来,目光仿佛要刺穿头顶上那满满当当的黑,又很快被它的空无一物弄得空虚,转移了目光。”(《鸟道》)“香远望了一眼那里,模糊的那里,几朵云罩在上面,看不见任何具体的东西。”(《无名者》)天空模糊乃至空无一物。它不再发出明确的指令。迷惘的女性不能不进行自我审视:“她一片空白的脑海里突然生出类似于灯光照射下的海棠叶那样活生生的存在--她自己的脸,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那会是怎样一张明亮而凄惶的脸!”(《鸟道》)这是自我对自我的审视。经过漫长的跋涉,女性终于站在了自己的对面,接受自己而非男人的打量。瞬间的自我审视过后,“她马上睁开眼睛,将手里的东西奋力扔了出去”。此处,“东西”包括耳环、链子、发簪,它们是装饰身体的工具体系,也是女人性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这是告别的动作。它会造就重新定义自我的可能性吗?
    在经历了喧哗和骚动后,《上海宝贝》中的倪可最终被一个问题反复击中:“我是谁?我是谁?”此语出现于这部“反叛”之作的最后,颇为意味深长。对于曹多芬来说,答案曾经不言而喻:她是女人,是被男人规定的物种,是被天空包围的大地。现在,乌托邦业已塌陷,曾经明晰的地平线变得模糊,她必须像倪可一样重新定义自己。事实上,机缘已经出现:由于经济上的独立,她早就不知不觉地站了起来。当她将精心准备的饰品扔出车外时,精神上的成年仪式已经再次被启动,新的个人已经显现出其朦胧的轮廓。
    事实上,此刻的她是无数女性的缩影:在先锋者的后面,原本默默无言的群体涌现、站立、发声、成长,放射自己内心深处的光亮。当文本中的人物普遍完成了精神上的成年礼仪式,中国女性写作也将走出当下的过渡地带,迈向新的黎明。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文学院]
    本文刊发于《创作评谭》2017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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