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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之秋》:全球视野下的“天国之秋”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解放日报 严杰夫 参加讨论

    上世纪后半叶,几乎国内所有的史学大家都曾涉足太平天国这一研究领域,著名海外汉学家史景迁还曾写过厚厚一部《太平天国》。
    全球化的视角给了史景迁的学生裴士锋全新的思考,他在《天国之秋》中文版自序中说道:“再次审视这场战争,我希望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十九世纪西方列强与中国的关系……而更好地了解我们共同的过去,或将有助于我们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找到一个稳定的基础,少一些求同的幻想,而更尊重彼此的差异。”
    不是一次老生常谈
    今年国内引进的两本海外史学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一本是欧阳泰的《1661,决战热兰遮》,另一本则是裴士锋的《天国之秋》。
    两部作品之间有着不少联系。作者都是史景迁的弟子,都继承了史氏“会讲故事”的叙事特色;在内容上,两部作品均关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前者的“故事背景”为清朝初期,后者则把目光聚焦于晚清的一场内战;更深层的联系在于,欧阳泰和裴士锋在各自的作品中都想探讨类似的主题——近代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与西方究竟有过怎样的互相影响?不同的是,较之欧阳泰选择关注度相对较小的清初中荷之战,裴士锋选择了颇为热门的太平天国。
    无论对于海外汉学学者,还是对于中国本土的历史学家来说,“太平天国史”无疑都是一门“显学”。在以往大多数学者的作品中,对太平天国的讨论总是围绕着以洪秀全为首的起义军和意图镇压起义的清政府之间展开,即便涉及西方的介入与影响,着眼点也不过是基督教在太平天国建制中的作用。与这些老生常谈相比,裴士锋想要考察的是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此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对中国内战所起的影响。
    一个观察太平天国的“窗口”
    本书选取了一个特别人物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洪仁。提起洪仁,大多数人的印象停留在《资政新篇》。这部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文献,出自洪仁之手,被看作是其不同于以往农民运动的标志。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这个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人物出场机会并不多,因为洪仁进入洪秀全政权核心时已是战争后期,没有全程参与太平天国起义,而且对洪秀全的影响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
    不过,在裴士锋看来,洪仁却拥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他是太平天国政权中唯一一位熟悉西方的高级官员。于是,在西方人那里,洪仁成为了观察太平天国的“窗口”。这是《天国之秋》以洪仁为主线的重要原因。裴士锋认为,在洪仁重新回到太平天国队伍之前,西方人并没能找到直接接触“天国”的渠道,无法对这个“新政权”进行准确评价。西方与太平天国的第一次接触,或许是发生在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击败清政府,并如愿签订《天津条约》之后。英法联军的指挥官额尔金在回国前,曾经沿长江前往新开放的通商口岸汉口。在这期间,额尔金的舰队与太平天国有过短暂接触。但这个接触无法让西方人对太平天国有实质性的认识,西方国家无法判断“太平天国所信的基督教和英格兰所认识的基督教是否一样”。
    1859年4月22日,洪仁抵达天京(今南京),成为故事的转折点。这种转折与洪仁颁布的《资政新篇》有关,《资政新篇》中明确提到基督教对于强国的重要性。洪仁期望通过西方传教士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来帮助天国战胜清朝,并把国家建设成为工业强国。对此,裴士锋将洪仁的治国理念评价为“从全球视野提出的改革建议”。
    因为洪仁,传教士开始频繁造访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并成为西方制订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艾约瑟、理雅各这些传教士都发出了支持太平天国的声音,罗孝全甚至选择留在洪仁身边,期望能成为天王的信仰导师。但是,传教士们逐渐发现,洪仁的权力衰落得很快,“干王”并没有受到新政权统治集团的一致尊崇,反而遭到了天王的质疑。洪仁地位的变化,带来太平天国与西方之间关系的变化。传教士和西方舆论界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开始转向,最终导致西方主战派占据上风,英国政府出手干预中国内战。
    对西方干预他国内政的辛辣讽刺
    裴士锋期望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分析英国对华政策转变背后的原因。他认为,不仅仅是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导致英国对华政策的急剧转向,同一时间发生的美国内战,也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种转变的发生。他指出,英国政府正是在作出放弃干预美国内战的决定后,才下决心要保住新兴的亚洲市场,也即中国和印度。正是出于利益的考量,英国在对华政策上逐渐由中立转向干预,最终导致太平天国走向灭亡。
    裴士锋没有在叙事中针对西方对华政策给予直接的评价,但借由种种线索,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所抱持的否定态度。裴士锋认为,英国的干预让本应倒台的腐朽的清政府又获得了50年的“续命”,同时,干预也未能让英国得到预期的利益,反而帮助了一个极力反对西方的势力(曾国藩)剿灭了一个极力拉拢西方的政权(太平天国)。所以,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外交策略上,甚至于历史大势上,英国在太平天国和清政府之间所作的选择都是荒谬和错误的。
    放在今天来看,裴士锋的这一结论可以说是对西方列强在近代殖民过程中肆意干预他国内政的辛辣讽刺和批评。这一点与作者多元的叙事线索、独特的视角一起,令《天国之秋》成为太平天国研究领域的一部特别的作品。
    讨论历史走向,仅限一国内部远远不够
    虽然裴士锋是讲故事的高手,但他的故事在细节方面仍欠严谨。特别是在探讨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上,他过于强调西方这一外部因素。说到底,太平天国的失败还是要归咎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导致后期的洪秀全政权陷入无人可用的境地。石达开的出走并“自成一支”、洪仁权力的迅速衰落及其改革方案的无法落地,这些作者已然注意到的诡异现象,其实都是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造成的后果。
    裴士锋夸大了华尔、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对于清政府的价值。“常胜军”参加到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已是很晚的事情,而且,“常胜军”在与太平天国军队的对抗中,其实是负多胜少。裴士锋将戈登与“阿拉伯的劳伦斯”相比,简直是无稽之谈。
    但瑕不掩瑜,《天国之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这段“故事”告诉我们,在大航海时代已开启400多年、工业革命爆发也有100年的19世纪60年代,讨论任何历史事件的走向和影响,仅仅局限于一国内部已远远不够了。即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和哲学家们仍在主观上以一种内向的视角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比如曾国藩本能地排斥和藐视西方的技术和哲学观念,但在客观上,我们无法回避和否认的是,当时的世界和中国都已进入了一个融合的新时代。无论是洪仁,还是曾国藩,或是最终决定帮助清政府的英国公使卜鲁斯,都是在“身不由己地扮演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影响历史深远的角色”。正如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所写的那样,“社会发展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不是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
    (《天国之秋》,[美]裴士锋著,黄中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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