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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咏梅:“时间”是我反复书写的主题 我对“时间”尤其敏感。时间是常态,也是变化,是物理的,也是精神的。

http://www.newdu.com 2020-10-26 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参加讨论

    
    
    《走甜》,黄咏梅著,花城出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38.00元;《给猫留门》,黄咏梅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38.00元
    
    黄咏梅
    10岁发表诗歌,17岁出版诗集,70后作家黄咏梅的创作时间已经有三十余年。我甚至能想象到她在回答我问题时,圆圆的脸庞浮起的笑意,酒窝里装着温和的亲密。
    熟悉黄咏梅,不是因为诗歌,也不是她近年来风生水起的小说,而是当年流行一时的“小女人”散文。我关注这位同时代的同行,那时,她还是南方一家媒体的记者,散文清新隽永,很得我心。十多年后黄咏梅再次进入我的视野,是频频在刊物发表的小说,而且屡次获奖。她已不是停留在记忆里的“小女人”黄咏梅,尽管她还是那么小鸟依人的温柔,她的作品已显示出静水深澜的力量,开辟出一番广阔的新天地。
    地域的变化似乎可以看作黄咏梅创作的分水岭。读书时在广西,多写诗和散文;在广州做媒体工作时,写的小说主要以岭南生活为题材,而且会大量运用粤语方言。比如《负一层》《草暖》《勾肩搭背》《多宝路的风》等等。2012年,黄咏梅移居到杭州生活,小说再次发生了质的变化。
    中华读书报:你的小说中有很多大龄女性,如《小姨》里的小姨,《负一层》里的阿甘,《跑风》里的玛丽,《文艺女青年杨念真》《开发区》等,都有一点“理想主义”。作为女性作家,你如何看待笔下的女性形象?
    黄咏梅:在我的写作里,女性只是一个写作的角度或者视角。当我开始写一个女性的时候,我会按照一个人来写她,只不过她跟他的生活形态有所不一样,她包包里有镜子和口红,有卫生巾,她没有足够的力气搬运重物,她容易掉眼泪,但并不意味着她就生来应该被照顾,被降低要求,被轻视,甚至被牺牲。写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应该像伍尔夫所提出的那样——是雌雄同体的。相比“女性”,我更关注“人性”。只有当我看到一些男性作家,用他的笔简单臆造、轻慢地为女性贴标签、归类甚至为女性代言、编史,我才意识到,女性作家努力去写出女性真实的困惑和想法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对人物的一种尊重。我试图克服自己的单一和偏见去书写笔下的人物。
    中华读书报:如《一本正经》《路过春天》《把梦想喂肥》等,主人公都是从小地方到大城市,笔下的人物又多是底层人物,关注的也多是日常生活,但是你的写作笔墨变化多端,每一篇打开都有新的发现和价值。能谈谈你的选材来自什么吗?当很多人感慨同质化写作太多的时候,你总能给读者创造惊喜。
    黄咏梅:刚开始写小说的很长一段时间,恨不得自己身上长出一只雷达,从生活中搜索到有价值的素材,得到一些兴奋的故事、细节便幸运得心跳不已。后来,随着媒介的发达,任何见闻都可以分享给大众,“所见”在这个时代如此轻易,却让讲故事的作家几乎动弹不得。既难以在纷繁的“所见”中辟出一条通往小说的蹊径,也难以在虚构的“所见”中获得读者新鲜的目光。写作者在生活中到底还能看到什么?
    最近读彼得·汉德克的小说《短信长别》,小说借由主人公“我”这个年轻作家表达了关于写作中“看见”的思考,令我心里一颤。没有特征的东西是我们习见的,习见往往导致作家的“不见”,这是一种麻木。在“习见”的日常里获得意外的感受,需要作家保持好奇心,孤独地去看和想。我写到现在,还没有题材枯竭的困惑,我对世界依旧保有好奇心,我总是感到对现实知道得太少了。
    中华读书报:很喜欢《非典型爱情》《多宝路的风》《带你飞》《骑楼》中的爱情描写。你如何看待爱情?
    黄咏梅:写作那么久,很少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大概因为爱情这个话题太个体化,也太古老。我那天还在朋友圈里开玩笑说,明明听到一些流行情歌,很容易被里边又纯又美好的爱情所打动,但我却不会或者说写不出那样的爱情。我的阅读经验里,同行写的小说里的爱情,往往都是“有问题”的爱情,难道小说不负责管美好的那部分爱情?有一个朋友说,只是你不写这类小说。他认为严肃文学作家去写美好的爱情会变得不“严肃”,会轻浅和老派。我想了一下,这显然是一种偏见。爱总是带着美好和伤害的,我们只是对表现后者更为拿手,如同擅长写悲剧胜于喜剧一样。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觉得要很好地写出爱的美好、深情的那些部分,真的很不容易,要求身处这个时代的作家,承认并相信爱情,视爱情为一件庄严的事情,坚持这样的想法本身就不容易。我还是相信爱情的,所以我也希望自己未来能写出美好而庄严的爱情。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的小说,你的关注点中多了老年和死亡的题材。如《金石》《父亲的后视镜》,小说主人公都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是否也是深有体会?
    黄咏梅:这些老人几乎都逐渐脱离了时代运行轨道、徘徊在社会的边缘地带,跟他们相比照的是转型的社会、变迁的城市、代际的更迭,他们已经“搞不定”这个时代了。写他们身处其中的困顿和挣扎,实际上是在写人跟时间的对抗,人跟欲望的对抗。我对“时间”尤其敏感。时间是常态,也是变化,是物理的,也是精神的,这会是我反复书写的主题。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父亲的后视镜》?这一短篇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发表后有哪些反响?你觉得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吗?
    黄咏梅:这个短篇是2014年发表在《钟山》杂志的。是我定居杭州后写的一个小说。那段时间住在运河边,每天都沿着武林门往拱宸桥方向散步。这段运河河道不宽,时常能看到一些运货的船在行驶。岸上车辆密集、匆匆,运河上货船稀疏、缓慢,如同两种时间在一个城市里,这种对比,也照应着我那时的生活状态——从一个生活节奏相对快的广州来到相对慢的杭州生活,这些感受是我创作这个小说的初衷。这个短篇发表之后,获得了首届“《钟山》文学奖”,并进入了中国小说学会当年的短篇排行榜,以及《羊城晚报》的“花地文学榜”年度短篇排行榜,还被收入了一些专家选本。
    跟很多获奖作家一样,获奖的小说不见得都是他们最满意的小说。这个小说也不是我自己最满意的,只能说它符合获奖的种种标准。作家不是为了获奖而写小说,但是获奖会使作家收拾起长年写作累积起来的倦怠、沮丧等情绪,重新调整自己,更好地挑战本应完成的突破。我觉得最满意的作品还在路上。
    中华读书报:如评论家所言,你的小说中少有大起大落、撕心裂肺,而多是微尘般的烦恼,琐屑的小情小事,你的笔触也是清明的,饱含着暖意和温情的凝视。从你的作品能够看出,你对这个世界充满善意。你如何看待“文如其人”的说法?认同吗?你觉得自己是怎样的作家?
    黄咏梅:作家的个性、气质肯定都会在作品中流露出来,隐藏不住的。我自认我的作品还是跟我蛮接近的,抒情性多于理性,是一个感受型的作家。我越来越觉得“善解人意”这个词,是对一个作家的要求。过于强调自我,甚至只认同自我,将自己的意愿咄咄逼人地强加于他人身上,这有碍于作家对他人的理解,而只有同情和理解自己笔下的人物,才能使作品拥有宽阔和深厚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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