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的尽头
    1902年堪称“中国科幻元年”。在该年创刊的《新小说》第一号上，主编梁启超不但推出凡尔纳的《海底旅行》，让“科学小说”这一概念正式与读者见面，同时又写下了自己平生唯一的小说作品——“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畅想六十年后中国的繁荣昌盛，虽只寥寥数回，却吹响了“小说”进军“未来”的号角。同期还有一篇他的译作——“哲理小说”《世界末日记》。作品时间跨度巨大，想象几百年后，太阳日渐冷却，地球日益衰退，至西历220万年，科学极度发达，人类却丧失生育力，大都会逐一凋零，到处一片茫茫冰雪。最后的男子“阿美加”（希腊语“最后”之意），与爱人爱巴遍历地球，惟见废墟，最终在埃及金字塔中相拥而死，漫天飞雪覆盖地球，群星灿烂依旧。
    梁氏如此解释翻译此文的目的：
    译者曰：此法国著名文家兼天文学者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记》也，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以成此文，实近世一大奇著也。问者曰：“吾子初为《小说报》，不务鼓荡国民之功名心、进取心，而顾取此天地间第一悲惨杀风景之文，著诸第一号，何也？”应之曰：“不然。我佛从菩提树下起，为大菩萨说华严，一切声闻、凡夫，如聋如哑，谓佛入定。何以故？缘未熟故。吾之译此文，以语菩萨，非以语凡夫、语声闻也。”谛听谛听！善男子，善女子，一切皆死，而独有不死者存。一切皆死，而卿等贪著爱恋瞋怒采集争夺胡为者？独有不死者存，而卿等畏惧恐怖胡为者？证得此义，请读《小说报》。而不然者，拉杂之，摧烧之。”
    这段话常被视为梁氏“科幻观”的概括。由于原话太过笼统，研究者们常将其作为空泛之论。英国学者卜立德甚至指责梁启超“名实不副”：此作与科学、哲理都无甚关系，译者真正感兴趣的只是其中中国人向欧洲人“复仇”的情节和才子佳人的情怀。事实却并非如此。
    小说原著是弗拉马里翁（Camille Flammarion）1891年发表的英文短篇小说The Last Days of the Earth。同年5月，德富芦花将其译成《世界の末日》。日译本几乎是英译本的直译，而梁译本又几乎是日译本的直译。不过，梁氏也做了一些微妙的发挥。比如，日译本篇首介绍：“这是……在精确的学理之上，加诸想象色彩而写就的一篇地球末日小说”。梁则将“想象色彩”改成了“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那么，两百万年后地球死灭的景象，究竟有何哲理可言，又如何与“六十年后”盛世中国的昂扬基调相融合？不断出现、又始终没有挑明的“不死者”究竟指的是什么？要解开疑团，需留意“声闻、凡夫”与“菩萨”之别这一线索，并联系梁氏此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
    二、“进化”与“死亡”的赞歌
    梁启超在而立之年（1902）的思想走向，学界早已研究颇多。简言之，受日译本西学书籍的影响，梁氏形成一种认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人类群体，正展开激烈斗争，白种人已占据进化层级的顶端，黄种人如不追赶，便要步黑人、印度人后尘而被征服。因此他对科学、哲学、文学、宗教、经济等领域各种思想的广泛猎取、误读或改造，皆围绕中国的族群命运而展开，这造成了他一生思想轨迹的不断变转、许多论说中学理上的自相矛盾，但他对进步价值观的信仰则是终极的和无条件的。
    梁启超由此摒弃了天下大同的思想，转而服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秩序观。他的文学观和“小说界革命”即由此而来：“新”小说进而“新”国民最终“新”中国。与之对应的则是他的宗教观。在为挚友谭嗣同《仁学》所做的序中，他宣布：“今夫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有我之见，使人生出私利、计较、挂碍、恐怖，有碍个人和群体的进步。而佛教的流变思想能让人克服固执保守，助力于维新大业；可令人认识到在恒河沙数量的星界中一己之身的藐小，以此克服“有我之见”和一己之私，生出对众生的慈悲；最重要的，是让人领悟“不生不灭”，抛弃好生恶死之心。明白死后还有无穷之苦乐，便能放下诸般贪恋，而心中有天堂地狱和因果报应，就不敢再欺饰放纵而努力在此生多造善因，并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总之，一旦达到“无我”之境，便能刚猛、进取、无畏，普度众生。这些正是踏上物竞之旅的中国民众所急需的品性。正因此，他在扬起“小说界革命”大旗的同年又先后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公然背离康有为的保教运动，声称孔教和基督教都不如佛教，后者是智信而非迷信，并特意尊崇大乘佛，而贬低二乘（缘觉乘与声闻乘），认为菩萨行者，是舍己度人，而声闻人则只求独觉，不过自度而已。
    如张灏所说，梁氏对佛教教义的阐述未必准确，但他确实在大乘佛教中看到了他在《新民说》中提倡的那种进取精神。这种宗教观又联系着他对“科学”的理解。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与谭嗣同等人“纵谈今日格致之学多暗合佛理，人始尊重佛书，而格致遂与佛教并行于世”。到了1902年，通过对颉德（B．Kidd）的介绍，梁启超以科学或公理之名，阐发自然淘汰之目的在于使同族中最大多数人得以最适当的生存，而最大多数不是针对现时而是将来而言，由此强调自我牺牲精神和“死”对于“未来”的意义。于是，亲眼目睹日本士兵在“祈战死”条幅下入伍一幕而颇感震动、思考“日本魂”与维新精神动力问题的他，唱出了 “死也者，进化之母”的赞歌。
    由此可知：梁氏在《世界末日记》中看到的“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主要指的就是作为一种真理和行动前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作为一种哲学原理和行动指导的大乘佛教之间的相通，它们对应的则是一种辨证的生死观：在无穷的“进化”之路上，局部之“死”是整体之“生”的前提，死者，以其对新陈代谢的贡献而获得了“未来”的褒奖。更重要的是，“死者死吾体魄中之铁若馀金类、木类、炭、小粉、糖、盐、水，若馀杂质气质而已，而吾自有不死者存，曰灵魂”。
    三、“无量”与“菩萨行佛”
    梁氏认为，基督教所说的天国，“自佛视之，则已堕落二乘声闻界矣”，死人复生接受审判之说在学理上也不如佛教学说圆满。但他又强调，末日审判之义“峭紧严悚，于度世法门亦自有独胜之处，未可厚非”。
    在《世界末日记》中，当人类的痕迹飘零殆尽，只有金字塔庄严如故，屹然傲立于冰雪之中时，梁启超加入了一段自己的感怀：
    彼以其翛然物外之冷眼，觑尽此世界无量家、无量族、无量部落、无量邦国、无量圣贤、无量豪杰、无量鄙夫、无量痴人、无量政治、无量学术、无量文章、无量技艺、乃至无量欢喜、无量爱恋、无量恐怖、无量残酷、无量悲愁……
    除了这17个排山倒海的“无量”，梁启超还把日文的“数億万の太陽と数億万の遊星”（英文本为“billions of suns and its billions of living or extinct planets”）译成“无量数之太阳，无量数之地球”。当爱巴在临终前对阿美加说“妾爱君也，而今既不得不死；君爱妾也，而今既不得不死”时，梁启超替阿美加追加一句：“虽然，我辈有不死者存。”如果说弗拉马利翁将天文学的宇宙视野引入基督教的末世景观，则梁启超又为这个 “无量”观，希望听众在“其有生物之诸世界，以全智全能之慧眼，微笑以瞥见之‘爱’之花尚开”的余韵中，能领悟一切皆死、而不死者（灵魂）永存的深意，放下一切“贪著爱恋瞋怒采集争夺”，以进取、冒险、热忱、智慧等新的德性，在群治的事业中承担竞争与进化的使命，促进中国乃至人类的进步。
    这样的末世景观确实引起了同时代人的兴趣。黄遵宪就在批评《新中国未来记》缺乏小说应有的神采和趣味的同时，称赞《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世界末日记》是《新小说》第一号上“所最赏者”：“读至‘爱之花尚开’一语，如闻海上琴声，叹先生之移我情也。”然而，在“语菩萨”和“语凡夫”的区分中，是否又包含了某种疑虑？
    梁启超认为，大众于一切文字中最爱读小说，新小说家面对群众时当如佛家说法，传播真理。《新中国未来记》开篇就是孔子后人庄严盛大的演讲，夏志清将其与《妙法莲华经》中佛祖说法相联系。《新民丛报》亦宣称：《世界末日记》“读之令人始而嗒然若丧，终而超然解脱。译者谓读此一篇胜如听释迦牟尼四十九年说法，殆非诬也……盖有深意存焉，读者幸勿以游戏文章视之。”如果说，相对更“白话”的《新中国未来记》是以光明“未来”鼓荡“民气”，那么，相对更“文言”的《世界末日记》则是以看似黑暗的“未来”涤荡“民德”。但究竟有多少听众能听懂？若不能听懂，请“拉杂之，摧烧之”的态度背后是否有几分决裂与愤慨？就算听得懂，又有几人能生出舍生取义的觉悟？这种对启蒙的信念与疑虑，正是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张力，而由科学权威所提供的末日宇宙观，仍有催生人们心中恐怖的风险，甚至可能冲淡“少年中国”的光芒。
    捎带一提：和19世纪的许多人一样，弗拉马里翁对唯灵论深感兴趣，在小说中常常融汇科学与神秘主义，他在1893年把这个末世故事发展为长篇并于1894年出版法文版La Fin du monde和英文版The Last Days of the World，增加了25世纪彗星冲击地球造成灾难但人类幸免的情节。全书融入了大量详细而精确的天文知识和神秘情节，最终在星辰不断死亡和新生的近代宇宙景观中歌颂爱与灵魂的永生。这本书在1923年4月被完整地翻译成了日文。5个月后的9月1日，关东大地震。9月13日，中文版就以《二十五世纪的推测》为名出现在《晨报副镌》上。这一次，它不再是“哲理小说”，而被冠以“科学小说”之名，为译文撰写篇首“附识”的，则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宣传者、也是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重要中介的“渊泉”（陈溥贤）：
    这本书号称小说，其实是说明宇宙构造原理底书，不过仿小说文体来描写，使人格外觉得有兴味而已。中国人科学智识很幼稚，所以迷信心理非常厉害。这几天因为受了日本地震底影响，“宗教大同会”散布怪传单，大有世界末日快到底样子。所以我们觉得翻译这类书，尤其必要……
    这俨然已是在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视野中对原著的又一次改造了。有趣的是，《晨报副镌》前身《晨钟报》本是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后改为宪法研究会）的机关报，而首次向自己同胞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中国人正是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当时的他可能不会想到，这位怀有强烈道义感的德国人，将要激发起千千万的中国人的热血，以大无畏的气魄去普度众生，而这大概也是一种菩萨行佛吧！小说与现实，过去与未来，就这样在历史的微妙脉络里出乎意料地交织在一起了。
    （贾立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现代思潮中的晚清科幻小说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6M59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