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文论》（文化艺术出版社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以下简称《文论》）出版了。我读这本书有一种亲切感和沧桑感，仿佛读到了我们革命文艺事业的历史，读到了党的事业，读到了革命的文学，也读到了自己的经历。到现在还能想起来一九四八年底，我从地下党那儿拿到香港出版的刊物，上面刊登有默涵同志和乔木同志与胡风一派关于文艺理论争论的文章。《文论》中《关于典型问题的初步理解》一文，让我想起一九五六年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有关讨论。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发表过很多类似的专论，像“新与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像“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动力”，像“典型问题是一个党性问题”等，这些提法对我来说很新鲜，既令人敬畏又捉摸不透。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斯大林在世时的十九大——当时叫“联共”，十九大决议后简称“苏共”——马林科夫的发言里讲到了典型问题，谢皮洛夫（当时《真理报》总编辑）的发言里也讲到典型是党性问题。看到《文论》这本书，一下子想起了很多事情，好像一下子回到七十年前，重温我们的文化工作如何一步一步、跌跌撞撞、曲曲折折地，但又是始终如一地奋斗、前进这样一个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理论、主张、实践、经验都会凝结为历史。我觉得林默涵同志的这些文章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这也是我建议这本书选编、出版的重要原因。我到文化部工作以后，得以打交道的最有历史经验和领导胸怀、境界的文化界领导之一就是林默涵了。默涵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已经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一九六三年中国文联举行的读书会上，我有幸参加，并与各地作家、文艺家一起听过默涵同志的报告。
    在阅读《文论》的过程中，我对许多文章非常感兴趣，里面的许多话我觉得至今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的感受是，林默涵同志谈文艺主张、文艺政策、文艺理论，他的精神资源、立论圭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毛泽东文艺思想。默涵同志讲毛泽东文艺思想，他反复强调，关键是文艺与工农兵结合，与人民群众结合。至今，习近平同志讲的文艺工作要以人民为中心这样一个思想，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默涵同志在一九五二年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一文中，一方面批评文艺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庸俗趣味，同时又批评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他说，这两种倾向的表现虽然并不相同，但是就其根源和结果来说，却是具有共同的特征。它们同样是根源于脱离群众和实际斗争，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和要求，对于政治的无知以及思想的懒惰和麻木，结果同样是障碍革命文艺的发展。默涵同志还说，有些作品不受读者喜爱，并不是因为写工农兵写得太多了，而是写工农兵写得太贫乏了（《关于题材》）。这些说法，合情合理。到了八十年代，在论及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转变思想感情的问题时，他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张贤亮先生的小说《灵与肉》（后来改编为电影《牧马人》）。
    一九五七年五月，他曾在《什么是危险？什么是障碍？》的发言中说，在文艺界，“左”和右的两种倾向都存在，但是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很严重，很普遍。过去搞阶级斗争，习惯于采取比较简单的方式，现在要很细致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很不容易改变过来。应该看到，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二）教条主义者总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容易吓唬人。教条主义者又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因此很不容易觉悟。（三）教条主义很容易和官僚主义相结合，而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结合起来，它的影响就更大。他还提到，作家从事文学创作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多方面的生活知识。不应该割断和否定一个作家过去的生活经历，对于作家，什么样的生活经历都是有用的。无论在题材和创作方法上都不能给作家硬性规定“必须”这个，或“不要那个”，而只能让他们自由选择。默涵同志讲得相当宽阔和开放。
    在对待古典文学遗产的问题上，他在一九五九年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文章《继承和否定》一文中，深入分析了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派、改良派、妥协派对待古代文化遗产不同的态度，指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这个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做了科学的分析，阐明了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默涵同志认为，对于传统应该是既有继承又有否定，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说，没有继承就没有真正的否定；没有否定也就没有真正的继承。这个说法深入浅出，辩证全面，颠扑不破。
    他的第二个精神资源和立论圭臬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的一些论述，一些观点。他多次引用过列宁的话。他也正面引用过日丹诺夫的一些看法，里面有一些说法现在看起来是令人遗憾的——这也不足为奇。
    默涵有一个我非常赞成也是我长久以来没有好好研究过的观点，在《关于典型问题的初步理解》一文中，他说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不可以说是“党派性的表现，不是阶级的界限、政治的界限”，“因此，不能根据这个去划分作家的党性”。他还提出：“作者应该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些都说明他是比较高瞻远瞩地来立论的，他并没有一味跟着苏联的调子走，他努力尽可能避免一些常常会有的、不怎么正确的，或者不够全面的说法。
    同时他对前苏联文论的有些引用我觉得非常精彩，至今仍然很有意义。比如一九八一年他在《学习中央精神 加强文艺批评》一文中引用高尔基的话说：“现在的文学家是不是还关心祖国的前途呢？这让人怀疑。社会问题已经不能刺激他们的创作了，他们已经从诗人，革命的诗人变成平庸的文学家，他们从天才概括的高处滑到了生活琐事的平面，他们只能够在日常的事件中摸索，越来越单调、贫乏，熄灭、失去了激情，作家已经不是世界的镜子，而是抛在城市街头的灰尘中的一小片玻璃……只能反映出庸俗生活的片段，反映出受损害的灵魂的小碎片。”默涵同志引用的高尔基的这段话，就是今天对于我们某些文艺作品的状况也是完全适用的。
    “文革”以后，默涵同志在《关于文艺工作的过去与现在》的文章里面还讲到“十七年”文化工作的两个教训，有他自己立论的特点，不是抄录文件，或只是人云亦云。他讲的两个教训一个是科学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比例不能失调，就是我们不能只抓经济，还要抓科学文化建设。他说“我们始终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没有把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必然不会重视科学文化，从而又必然影响到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不会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的用词是有讲究的，这立刻就使我想到了在邪教闹得最凶的时候，任继愈先生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中国不但要脱贫，而且要脱愚”。第二个教训他说是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来解决文艺创作上思想认识问题，而且往往搞得过火，把思想问题弄成政治问题，大大挫伤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这些都反映了默涵同志对于文艺事业的全面了解和衡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的第三个精神资源和立论圭臬就是鲁迅。他对鲁迅是恭恭敬敬，多方宣讲与视为楷模的。
    默涵同志是努力真诚地拥护和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拥护和正确地理解苏联的经验教训和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理论的，但同时他又是通情达理地探讨其中的各种问题。例如一九八○年三月，在《关于文艺工作的过去和现在》的发言中，他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不这么提没有关系。至于《讲话》里面提到的文艺从属于政治，他觉得可以不这么说，因为他认为文艺也好，政治也好，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们都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说文艺从属于政治，等于说一种上层建筑从属于另一种上层建筑，这是不科学的，他赞成今后不再宣传这个提法。我觉得这些地方，默涵同志掌握的分寸比较恰当。另外他这些立论当中，尤其在本书第二百七十四页，也是《文论·前言》里引用到的，他说：“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显然存在着分歧，我的意见不过是其中之一种，错误肯定有，我是平心而言、不遵矩镬，怎么想就怎么说，绝无看风向、赶浪头之意，即使错呢，我这样也错得明明白白，绝不含糊其词。”他意思就是一切我都清清楚楚的，我有什么想法我说了，这样你们要是想批评呢也容易抓住我的论点，“不像有的人昨天那样说了，今天看看风头不对，抹抹嘴巴却又这样说。”这是他令人尊敬的一个原因。
    对默涵同志的一些具体观点，尤其是拨乱反正时期的一些观点，毋庸置疑是有各种不同说法的，我们现在无须乎重提那些分歧，或者企图做出结论，然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今天与明天都是脱胎于昨天与前天的，我们可以从《文论》里面吸收我们所能够吸收的那些健康的、正面的、有意义的、有见地的内容，也可以对于一时说不清楚的问题从容思考，继续思索消化。
    《文论》中还有许多其他的说法。例如：在一九七八年《总结经验奋勇前进》的讲话中，他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指出，林彪、“四人帮”所以能够猖狂的社会、历史根源是由于中国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旧思想旧意识仍然存在，很容易盲从，容易受野心家的欺骗；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锻炼；还由于人民的文化落后。他提出不现代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人民是不满意的，国防也是不巩固的。他批判“四人帮”反对生活的真实、取消艺术多样性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他提出，不应当规定什么题材可以写，什么题材不可以写。作家写什么，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一个革命作家他会知道写什么对于革命有利。倘若是反动的作家，你规定了也没有用。我认为他说得非常实在。他提出不应该限制创作方法，一个作家只要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他愿意采用什么创作方法，不要加以限制，应该由他自己去选择他所熟悉的和他认为恰当的方法。当然，“我们认为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最能够反映我们时代和生活的，所以我们提倡这种创作方法，鼓励作家去掌握它、运用它。”大跃进时候，他反对人人做诗。他提出不要夸大阶级斗争。他提出要广开文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提出文学艺术必须多样化。他提出艺术靠感觉，也靠思维——这在今天也仍然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有的人反过来把思想完全否定了；他提出要有时代精神，等等，这些都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三，我想说一下，从个人来说，我对林默涵同志有特别的尊重，我也有幸几次得到过林默涵同志的关心、提携、帮助。
    一是一九五七年三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默涵同志写了评论《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对我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小说进行评论，登在《人民日报》上。他事先把清样寄到我家，我看到了。恰恰是这一初稿，他举的几个例子都是我作品原来所没有的，是由编辑同志添上去的，所以我就很犹豫要不要告诉他这个情况。当时跟我联系比较多的是中国作协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萧殷先生，我跟萧殷老师一说，他就急了，说必须告诉组织，你没写这个话你怎么为这个做检讨？又说不管这个作品有多少缺点，你写的就是你写的，不是你写的就不是你写的。所以后来我告诉了默涵同志，有了后来高规格地座谈作家与编辑的关系问题等情况。现在重温林默涵同志当时的文章，我认为在那个时候，他是本着最大的友善来爱护、引领我这个年轻人的态度来处理的，为此我感激默涵同志。
    第二次是我从新疆回来以后。当时一开文艺方面的座谈会就出现许多对默涵同志不赞成的说法。我个人则决意尊重每一位领导，这一点我在文章中公开表示过。我不喜欢“文革”后成为流毒的“站队”一说，我不准备把领导分成两派然后选择紧跟某人攻击某人，乃至乘机扩展自己。我的看法也许跟哪位领导距离大一点，跟另一位领导距离近一点，但是我绝不投靠；同时，我尊重每一个同行与群众，但我绝不拉拢自己的一帮。我把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青春万岁》寄给了默涵同志，后来默涵同志对我说，他虽然没看全文，但是他翻了翻，他很喜欢这本书。他还提到孙岩同志（林老的夫人）全文看了这本书，孙岩同志担任过师大女附中校长，对我写的那些内容非常熟悉，她非常喜欢这本书。当时在默涵同志身边工作的邹士明同志也鼓励、肯定这本书。
    还有就是一九八○年我应邀去美国以前，默涵同志亲自到我家。他是最早对我进行“家访”的一位领导。那时我住在前三门一室一厅四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因为他刚刚访美回来，他给我讲访美的一些经验，一句笑话我还记得，他说的是服装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出国以前都先到红都服装店做西服。他说，你别老穿红都新做的这两身衣裳，穿这个太像新姑爷了。所以他也是很幽默的。
    还有一个事，不知道在座的朋友知道不知道。“文革”以后第一次文代会，就是第四次文代会，当时总部是西苑饭店，我当时虽不住西苑，但在那里发现了当年人民大学的所谓大右派林希翎，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她不是代表，她怎么来了？后来据说是她给大会写了一个信，说她和社会脱节很多年了，想看望与会的一些朋友，是默涵同志特批的，同意她在西苑饭店住几天。这起码说明默涵同志的人情味，对人抱有一种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态度。所以，我对默涵同志始终有一种尊敬和感激的心情。
    我也知道上世纪末一些人打报告要求上级提高林默涵的级别待遇，其中也包括提升打报告者自己，但被他严肃制止。林老这一代革命家是有自己的纯洁性理想性乃至几分清高的，不怕为了坚持某种观点而付出代价。
    最后我要说，在很多文艺问题的具体观点和提法上，我跟默涵同志有过碰撞，他给我提过尖锐的意见，我也给他提过意见，而且他接受过我的意见。默涵同志从年龄上来说是我的上一辈，他比我的父亲小两岁，夏衍则比我父亲大十岁，他们是我的父辈的文艺家、领导者。在怀念默涵同志的时候，必然还会想起许多许多老一代的重要的文艺家、作家、画家和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师长，虽然他们之间后来有一些不同见解，不同说法，以至于有一些个人之间的隔膜，说得严重一点，还有点恩恩怨怨；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个人觉得更要看到他们的一致性，薪尽火传，我们需要继承的是他们的共同性。回顾历史，重点不是爆谁和谁有什么鸡毛蒜皮的摩擦之“料”，而是继承他们的奋斗与理想，珍惜他们开创的事业与创业维艰的伟大精神，总结汲取他们的丰富经验教训。他们希望革命事业胜利，希望党的事业胜利，希望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希望革命能给文学带来一种新气象，用周扬同志的话说，希望中国出现东方的文艺复兴。他们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这些大的问题上，我当然把这些老领导、老作家、老师长视为一体，我更多地看到并希望得到珍惜与汲取的是他们的共同性、一致性、理想性、坚持性，而不是他们之间的蜚短流长。我愿珍重学习老一辈革命文艺家的精神，尽自己微薄的力量，使我们的文学事业能有更好的成果，使老一辈革命文艺家的英灵得到告慰。
    （本文系作者在《林默涵文论》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稿，黄华英整理，作者修订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