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周洁茹作为当时“七零后”写作的代表人物曾在大陆文坛引起过不小的轰动。而新世纪初她突然封笔赴美，杳无音讯十多年。当人们一度以为当代文学史中有关她的文字已经完结时，周洁茹如今重又从香港出发，开始了一系列带有本地背景的创作旅途。她在2015年推出了最新随笔集《请把我留在这时光里》，此外亦有数量可观的作品在各种文学刊物相继发表。她用自己实际的行动宣告着自己的归来，并且更值得人注意的是，暌违多年的她并没有单纯重复过往的写作经验，而是通过新的写作对象与写作路径，有意展现新的自己。
    2009年移居香港的周洁茹，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香港公民，而香港也成为她如今最为重要的写作背景。似乎理所当然的，她也已经成了一个香港作家。不过有趣的是，她却坦白道：“作为一个香港居民，诚实地说。我对香港仍然没有很热爱。”甚至，她连一个香港朋友也没有，一句粤语也不会：“……所以我的香港小说，全部发生在香港，但是主角说的都是江苏话。”周洁茹对于香港的疏离态度大略纯出于个人的生活态度，而她在写作论述中对于作家身份和小说背景地的问题亦有意忽略：“对我来说，香港人也是人，香港小说，其实也就是人的小说。”而身份问题何尝不是写作政治中难以回避的大问题，她自己无不感慨：“我更愿意被称作移居作家而不是移民作家……我肯定会被归入移民作家，而且是香港的大陆新移民作家，我已经在尽量避免这一点了，被归入任何一个区域。”显而易见的是，周洁茹对于作家身份认同并不感冒，而地域、族群的认知结构在她而言，似乎更是一种束缚。她亦曾借用顾彬（Wolfgang Kubin，）的观点，指出作家写作的时候，他们应该超越他们民族。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无意于分析香港作为写作对象以及香港作家作为身份对于作者创作的影响。相反，香港在周洁茹的小说中，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作者终归想写的是人。香港以及与其相关的物象、地点，不过是映照作者写作行动的一面镜子，投射的始终是作者本人的对于现代生活所思所想。而这种投射，亦与身份无关。或可说，周洁茹书写的是她这段写作空白的人生，而这段人生又恰恰与香港有关罢了。然而为了论述方便，暂且将周洁茹复出后写作的一批与香港有关系的小说简单称作香港小说。
    本文将着重分析周洁茹的香港小说，解读其中独特的时空呈现：历史终结的时间感以及空洞的地理概念。此外，本文亦将解读小说人物及作者离散（diaspora）的个人状态。
    一、历史终结的时代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终结与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探讨了一种可能的未来解读，即历史如果作为一个以进步为尺度的实体，那么已经过去的20世纪，当进步主义曾给人们带来战争及各种灾难的事实摆在面前，人们对这种进步观念已经产生了深度的质疑。作者指出如今在世界流行的自由民主观念将成为后冷战时期人们普遍接受的理念，而其相伴而来的现代消费主义，更加会使生活愈加富足的人们缺乏“进步”的欲望。因而福山预言，资本主义将是人类的终极形式，历史将会终结，即便会有事件发生，但不会再有整体性的更迭。平庸的人们将会坦然接受自己的生活，再无革命的勇气与欲望，成为“最后之人”。
    福山的议论继承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哲学观念，并进一步渗透了他对人类现实与未来的深度焦虑。“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满足于闲坐于家中，对自己的心胸豁达和中庸感到庆幸。”而在相对主义的自我安慰下，崇高价值和英雄主义都将被一一消解。而历史终结这种意识亦可以在文学中可以找到其落脚点。当后现代文学大量书写现代人被解构的生活，细描“无聊”时，同时也是在解构价值与崇高。那些后现代文本中，常见的细碎凡庸与重复，正是现代人没有未来，无所信仰的精神危机。“进步的展览是对现代暂时性的拜物，永无止境的‘新奇’成为总是一样的重复中。”
    这种历史终结意识在周洁茹的小说中是明显的。她的香港小说中，不断书写那些遭遇中年危机的，无聊且平庸的香港新移民师奶。“无聊”“无所事事”“愚蠢”“婚变”似乎成为这些女人共有的标签。《到广州去》的静待儿子长大的二奶，《格蕾丝》中不是在观察邻居就是在做梦的“我”，乃至《佐敦》中像祥林嫂一样碎碎念自己孩子择校问题的格蕾丝，都是这一类被自己生活困住，在可预见的时间里生活不会发生变动的现代人。这些角色好像走到了时间的死胡同里，被看不见的墙壁限制着，在生活安稳的表象之下，实际上却有着来到历史终结的恐慌与不安。
    周洁茹在她的香港小说的创作中，对于这种精神危机有着多方面的书写。而在她这里，最重要的被解构的崇高价值自然就是爱情。
    作者自言：“我搬来香港也有七年了，意味着你应该婚变了，七年，也意味着你可以是一个永久性的香港居民了。”爱情和婚姻以及香港身份一道，成为带有时间刻度的量表，有着各自的保质期限与兑现日期，精确而冷酷。而周洁茹笔下那些中年危机的无聊女人，亦可非常平静地承认她们对于爱情的不信任感。小说中的格蕾丝说：“爱是错觉，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没有爱的。”“谁都是出轨的，我们赶上了这个时代。”还是格蕾丝说的。
    作者在《到广州去》一文中设置了一个旅居香港的大陆二奶，去往广州与自己青梅竹马的初恋相见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她”，面对“丈夫”接二连三地添置小老婆的现实，在毫无尊重的家庭环境中，只能选择悲观地接受现实，不去想明天，把儿子凑大。然而这个已经对现实坦然的“蠢女人”，在再次见到自己青梅竹马的初恋时，在对方突然说出我爱你时，还是不能自己地沦陷，如同她自己说的“我要去爱一回”。现实是“香港生活平静，吃饭睡觉，儿子慢慢长大。”“她就是回不去了。就这么空空荡荡。反正也是一转眼，什么都是瞬间。不去想明天，明天就是儿子长大。”时间无限停滞，空洞，并且按部就班。似乎一切时间的价值就在于消耗，一切都在预计中，不会发生更多改变。然而“她”的理想世界却是另一番景象：“十五六岁的女孩，春天的晚上，后门口，桃树下，对门的年轻人，一面，一句话，你也在这里吗。千万人之中遇见的人，千万年之间的一个瞬间。”在“她”的理想的时间长河中，虽则万年，仍然会期待一个未来的终点，一个特别的时刻会有一个人在等待着她。显然，她无法接受历史终结的事实，而依然在脑中构想自己的崇高价值——理想的爱情。并准备好为此奋不顾身一回。这段引用文字显然是对张爱玲《初恋》的致敬，然而整篇小说却是对于这篇文章的翻转。
    作者并不想写作一个陈词滥调的爱情故事。周洁茹极其细致不避繁琐描写“她”去往广州的整个流程，遇到票贩、排队取票、换队取票、过安检、坐出租……在此过程中，作者不断铺陈女主人公的困窘和无助，排队的漫长、余票的售罄、再换站票的反复，同时也描绘形形色色等待的迷茫的人，混乱的秩序以及毫无进展的现状。所有的一切都展现出混沌而荒诞的一面，“等待戈多”式的阻塞与无妄。“她”手足无措，如同等待“最终审判”。而这一切纷繁的乱象，也是出轨的女主人公矛盾内心的外化。在几经周折之后，“她”终于来到广州，然而迎接“她”的是，不过是男人出于身体需要的求欢。虽然“她”为他给“她”夹了一筷菜而感动落泪，不过最后还是完全没有犹豫地离开了他。
    周洁茹在这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想要从无尽的时间空洞中解脱出来“真正爱一回”的女人，然而她的英雄主义却被现实消解得粉碎。如果说张爱玲在《初恋》中呈现的是蛮荒现实中微小的温存可能，周洁茹则在《到广州去》中将这种浪漫彻底颠覆，变为一个笨女人的幼稚行为。周洁茹早期小说中也常见对于艳遇或爱情的解构，然而那些女子却是秉性高扬青春逼人，独立的她们可以将这种解构归于对他者（男人、现实）的失望，而自己却依然可以是个独立的新女性。而周洁茹如今笔下的这些个个出轨的香港师奶，却常常是生活的失败者，出轨反而变成麻醉自己、逃离现实的手段。虽然她们带着或多或少甚至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希望，但她们的失望情绪却是指向自己的，是在在既有生活中找不到出路和未来的无奈。
    所以她们出轨。她们出轨并不是全然因为爱，相反有时是因为没有爱。《到广州去》中现实感情干涸的“她”自不必说。 《格蕾丝》里强调自己是出轨不是偷情的格蕾丝；《旺角》中完全不爱自己高智商教授丈夫的“她”。周洁茹在描绘一个历史终结时代的同时，并不满足于陈述事实。她亦有志于书写一些不满现状，螂臂挡车的女人们。于是乎，她笔下的角色之出轨，亦染上了一种悲凉的英雄主义色彩：
    我说你不是出轨了，你是还在出轨中。
    是的，格蕾丝说，就是这样的。
    我能够成为我就是因为我永远不会说这样的话，那你怎么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罪啊，你以后怎么面对你的丈夫和小孩啊。
    我说的是，感觉怎么样。
    格蕾丝说好极了。
    于是周洁茹补充道：“格蕾丝为了家庭更是操碎了心的，不争的现实，每次见到她，她都不是她，她是她孩子们的母亲，她丈夫的妻子。这样的女人，出轨是必然。”出轨这种行为在此获得了一种非道德的倾向。这些出轨的女子无一不过着常人看来富裕安定的生活，然而在尽职的家庭角色之外，却完全没有得到与之相匹配的情感回报与“被爱”。她们空洞而匮乏的感情状况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不满情绪，促使渴望被爱的她们做出越矩之态，即便她们心里清楚这样也未必获得了爱。然而低到尘埃里的她们即便是错觉也不愿放过：“又没有爱，做爱都没做出爱来。只是维持着，到底还有点高潮。”
    这些小说中并非所有的女主角都出轨。像《佐敦》里的阿珍和《尖东以东》里的陈苗苗，就是十足的老实女人。拿着单程证的阿珍得照顾瘫痪的坏脾气丈夫，还得找工作供孩子读书。她反复告诉自己：“还能坏到哪里去，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没有什么是会被浪费的。”；陈苗苗在婚姻破裂时，始终相信她出轨的丈夫“他自己是不想离婚的……全是我公公婆婆的主意”“只跟朋友们一起打打篮球，玩玩玩具。”她们的自我麻醉是对抗绝望的良药，是她们不愿接受“现实即使不变坏也不会变得更好”的困境的挣扎。
    周洁茹对于“都会变好的”这种历史进化论显然持有怀疑态度，她在冷峻地表现人们在现代社会的走投无路时，虽然有着“历史终结”的意识，然而对于她笔下这些不甘于现实，“我要爱一回”的女性角色，依然有着同情的态度，乃至是悲悯。
    或者说，这也是作者最着意表现的心理困境：明明知道现实是没有出路，也没有理想与崇高价值可言，但对于那些不服命运依然保有微毫希望的人们，抱有认同的态度。就比如《格蕾丝》里说着自己“不厌倦”的格蕾丝。
    二、“过渡”的香港：无地彷徨
    周洁茹最近创作的小说中有相当部分是以香港地名命名的，比如《《旺角》《尖东以东》以及《马鞍山》等等。诚如前文所说，这些香港地名及其文化标识，其实在小说文本中大多没有特别的意义，功能恰如“某地”，换言之，只是个模糊的背景和符号而已。而地理概念在周洁茹的小说一直作为城市符号的一部分，对于小说人物的漫游者（Flaneur）的身份带有确认的作用。周洁茹在小说中常常设置“到哪里去”的命义，在这批香港小说即有《到广州去》《到香港去》两篇。而周洁茹自己就说道：“这是我写作上的习惯。如果我要改换我生活的地方，我会写一个《到哪里去》去提醒我我的方向。”周洁茹在上个世纪末就写作过《到常州去》和《到南京去》。
    《到常州去》和《到南京去》深具周洁茹早期风格的特色。《到常州去》是个现代版“何必见戴”的故事，描写一个独立的城市女性唐小宛从南京搭陌生男子的顺风车去见常州的好友末末，忍受了一路陌生男子搭腔终于到常州的她，却发现末末到南京去了；《到南京去》描写的则是一个美丽颓废的女性突然间决定离开自己的城市搭最近的一班火车去南京，与邻座不解风情的搭讪男子之间的故事。周洁茹的早期的“到哪里去”系列中的女主角带有很浓重的“生活在别处”的气息，对于既有生活有着不满和逃离的欲望。这些文艺颓废的女性在旅途中却常常遇到令人扫兴的搭讪者，“因为男人们都没有别的什么话可以说，他们只会说，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可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女人，他们只是看到她，她长得很美，她的身体很漂亮，她的气质和才识都很华贵，于是他们以为这个女人优秀，应该让她做自己的女朋友。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啊。”在此，周洁茹不仅对艳遇有着犀利的解构，对于男人也有着一种不屑一顾。这些女性身上的独立意识与自信，构成了上世纪末周洁茹对于新城市女性的想象。
    阅读这些女性故事时，读者会感到现实生活配不上这些优秀的女人，而这些女人来去自由，想去哪里去哪里，遇见不喜欢的人便下车便走，轻松自由，而她们的自由似乎就是她们未来不致失败的通行证，因为她们富于选择。她们是漫游者（Flaneur），如本雅明（Walt Benjamin）所说，她们才是城市的主人，是慵懒和充满好奇心的流浪者，洞察城市的细节，又与之疏离。但无论如何，早期“到哪里去”系列中周洁茹笔下的女性都是有着极强自尊的，并对于生活有着一种笃定的强者姿态的，即便现实不堪，依然保留自己与现实的距离。
    在《到香港去》和《到广州去》则描写的是出一个失败主义的，犬儒式的女性姿态。
    《到香港去》里去香港只是为了给孩子买安全奶粉的张英，为了节省开销，报了一个低价游港团。一路上忍受着各种旅游购物的胁迫，导游的冷眼，在陌生与不安的异地，时刻警醒地告诫自己“只是为了买奶粉”，在紧张的情绪下度过了旅行的天数。“一辈子都不会再去香港了。”张英的旅行的一切基础都是以现实需求为目的，为了孩子，可以委屈自己，忍受种种异地的委屈。而“香港”这一作为地理概念的“异地”，则成为了张英实现现实世界美好的牺牲品。可以说，张英心理的预设就是她不属于香港，若非出于现实目的，她根本不会来此，并将永不再来。张英不像周洁茹过往小说中那些四海为家，迷恋流浪的女子，相反，她传统现实，将自己锁死在那个相夫教子处好人际关系的小世界中。她对于“别处”是没有好奇心和好感。她人生的目的就是过好现实生活，其他皆可牺牲。对于这种中年人的理性，从结局来看，作者是带着微讽的同情的。而香港和张英的故乡在小说中是完全分离的两个地理概念，张英所持有的“不会再去香港”的态度，也代表一种心灵选择的断裂，是对现实的完全妥协。《到广州去》这个理想主义的出轨故事中，地理概念同样有着象征意味。香港是女主人公日夜所栖的现实世界，而从来没有去过的广州则是“我要爱一回”的“应许之地”，代表着脱离现实的可能世界。然而当女主角一踏出关口，就显露出与那一边的世界极端适应不良的症候，一切也染上了极端荒诞与混乱的色彩：来去飘忽的黄牛；永远不会移动的队伍；没有人能有座位的现实；不打表的司机……“出租车的标识全都是乱的，她的高跟鞋，走到这里，又走到那里，哪里都画着车，哪里都没有车。”习惯了香港有条不紊的秩序的女主人公，北上之时，却要面对一片混乱与未知的交通秩序，她的手足无措，显然也是要奔赴一场出轨的心理外化。
    当她发现自己以为的爱情只是一场性邀约，女主人公毫不犹豫选择了离开。以为她自己所构建的理想世界已经崩塌。虽然未说，但她恐怕也和张英一样“再不会来”了。很快女主人公穿着酒店的拖鞋又回到了火车站回香港，在深圳过关时，却在电梯里面遇一对蛮横的母子因小摩擦对其侮辱：“那你不要来深圳啊！年轻男人的声音像是要炸开来，谁叫你来深圳的？滚！”女主人公还未来得及分辩，电梯门便已经关上。小说也戛然而止。在这样的视角下，女主人公几乎是被与她格格不入的、粗暴的“理想世界”驱逐出境了。
    在这些香港小说中，女主人公已经不再自由，而这种不自由主要体现在“精神状态”，她们也许可以旅行，但不是缺乏了“游”的精神，有了现实羁绊（张英），就是“游”的浪漫意志不堪一击（“她”）。相比较于《到常州去》和《到南京去》中女主人公的“来去自由”，《到香港去》《到广州去》中的女子们却是“再不会回来”，她们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锁死在过去的那个现实世界中。她们不仅在地理上“驱逐出境”，还变成了现实的囚徒。
    回到了香港，这些新移民女性的生活也谈不上美好。这种精神状态可称作“无地彷徨”。她们虽然来到了香港，可依然无法将香港内化为“我城”，成为城市的边缘人。以《佐敦》为例，阿珍作为拿单程证的新移民，不会讲粤语，家中有卧床的丈夫和上学的孩子，现实压力逼着她四处寻找工作。当别的师奶跟她兜售着“教普通话”，“拉内地人保险”的时候，“阿珍只是摇摇头，别的师奶讲的话都是神话。”她没有那样灵活的脑子，只懂得熬日子。
    如果说香港在整个大陆而言有着“包括在外”的身份的话，那么新移民在香港同样有着“包括在外”的身份。边缘城市的边缘人，并且无法返回大陆（张英，“她”又何尝不是拿了抽象的单程证），如何不是“无地彷徨”的边缘状态。
    格蕾丝在《佐敦》中一再言及“过渡”，而阿珍也说“就是过渡。小孩要适应香港，大人也要适应香港。”可实际上，通过小说故事我们可以知道，阿珍说的“适应”其实含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意味，然而何其难哉。“过渡”似乎是一种许诺式的话语，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更好的彼岸吗？如果“过渡”是对现实残酷的安慰语，那么“过渡”这种现代人的“既不在此，也不在彼”的生存状态，恰如地理概念，将极难逾越。
    从前后期小说的“到哪里去”写作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洁茹描写内容的变化，如果说早期的她着意描绘超然于现实的独立女性的姿态的话，如今的周洁茹似乎更多着墨于中年女性的精神危机和在现实中尴尬的位置。前者提出了“娜拉出走”的姿态，而后者则留下了“哪也去不了”的玄思。
    周洁茹在她的香港小说中，呈现出了与过往小说不同的面貌，而时间观念与地理意识是其中最为主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作家在其小说中呈现出了一种“历史终结”的时间意识，以此衬托人物无奈无聊对未来无望的人生状态；另一方面，通过空间概念对小说人物的制约，作家将一种“无路可走”的人生困境，外化为地理空间的变迁，使得小说人物的处境更为真实可感。
    以上两点是周洁茹的香港小说中突然的创作意涵，同时也是区分于她过往特征的重要表现。如果说上世纪末她的创作表现的是年轻都市女性的现代感情观与独立意识，那么如今这些香港小说中所要表现的就是中年危机的人生况味了。这些中年女子如同被困在香港，被困在自己现有的生活范式中，并且在可期待的未来里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可能。她们是时空尽头的弃儿，也是漫游者，她们大多无所事事，但依然对于生活有着敏锐的观察，而这对于她们自己来说，是残酷的。
    如果说香港文学常常带上了“离散”（diaspora）的成色，反映边缘城市香港在中原意识宰治下的个体状态，那么，周洁茹笔下的“离散”似乎比这些创作走得更远。她书写了许多边缘城市边缘人——香港新移民的故事，这些新移民已经与大陆联系甚微，但她们在香港的“离散”，亦是与本地人对比下的边缘身份所决定的。
    周洁茹并无意于将自己的创作驯服于一城之文学，虽然有着香港的城市背景，但她笔下的故事反映的更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带有普罗的意义。而她笔下的“离散”，亦是个人的“离散”，是超出政治身份的个人状态。而作家本人并不刻意融入本土的价值取向，也应和了这种“离散”意识。
    作为现代城市的漫游者，周洁茹对于香港的观察，恰如波德莱尔对于巴黎的观察，是带着距离的审视，也是存着悲悯的反思。同时，亦是对于作者自身处境的多重解读与再现。周洁茹的笔下活动的，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下一个个异化的真实的人，诚如本雅明评价波德莱尔时所说：与其说这位寓言诗人的目光凝视着巴黎城，不如说是他凝视着异化的人。这是漫游者的凝视，他的生活方式依然为大城市的人们与日俱增的贫穷洒上一抹抚慰的光彩。漫游者仍站在大城市的边缘，犹如站在资产阶级队伍的边缘一样，但是两者都还没有压倒他。他在两者中间都感到不自在。他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