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月   李细华 摄
    近日，著名作家陆天明与王十月做客2016南国书香节南方文学周，携手展开了一场精彩的主题对话。陆天明与王十月相识多年，在这次对话中，两人很有默契地都提到了王十月最新作品《收脚印的人》。这部作品被评价为，“这是一个人的心灵史，却又属于无限而模糊的广阔的人群”。
    作为打工文学的代表人物，王十月一直关注打工者的命运和他们的生活状态。他的很多作品都记录了自己过往的经历。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王十月认为“纯文学不死，真文学不生”，并强调现在一些广东青年作家的作品，反而过多地追求文学性，常常不够接地气，生活性不足。
    谈小说
    “通过小说思考我们经历了什么”
    南方日报：你是如何通过作品去表现这个时代？
    王十月：我去年创作的作品《收脚印的人》，书稿一共15万字，出版一共20万字，我整整写了6年，一共写了4个15万字。小说发生在20年前，四个打工的年轻人却害死了一个女孩。二十年过去后，他们分别成为了作家、公安局长、企业家和无业游民。作家临终想把这个故事写下来，让自己安心，就把其他三个人召集起来，想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但是其他人拒绝了他，于是他策划了一起谋杀案。但是最后事情败露，他被抓起来了。
    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是在1993年的深圳松岗，我扮演了一个类似的角色。
    成为作家之后，1993年那晚发生的事情在我的心里扎上了一根刺，总是过不了那一关。曾经在深圳我还被评为道德模范，广东省也给过我“五四青年奖章”，但我觉得受之有愧。在那个时刻连伸出援助之手的勇气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享受这些荣誉，希望这部小说可以赎罪。
    美国有个哲学家写过一本书叫《人的问题》，他提到：我们每一个人从道德上去指责别人是最容易的，也是最浅薄最站不住脚的。因为每一个人在道德上有运气的好和坏。当时的我就遇到了道德的坏运气。我总是想通过这样一部小说去思考我们经历了什么。
    南方日报：现在回过头去看《收脚印的人》觉得还有哪些不足？
    王十月：《收脚印的人》是我给自己和那一段经历做交待的一本书，出版后，获得了一些好评。但我自己清楚，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样鲜明的小说。优点是我以自省的勇气直面了那段历史，记录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缺点是，我应该更加勇敢，在书写时，我还是回避了许多东西。在技术层面来说，小说的后1/3写得少了些耐心。我前面写废了三个15万字，写到第四个15万字，感觉无论身体还是精力都有些撑不住了，就匆匆将这部书稿交了出来。如果一直保持前2/3的节奏，应该会出色很多。这也是我之前所有长篇都存在的问题。还是太急了。
    南方日报：你为什么如此强调作家的“在场”和经历？
    王十月：我特别重视“经历”与“见证”，我赞成各种风格的写作。但在当下，我觉得直面时代问题，有在场感的作品还是比较稀缺。我的书写，集中在中国当下这三十年。这三十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在推动这个社会前行？那些光亮的经济数据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好的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我渴望成为这样的好作家。我现在在构思一部新的长篇。我已经四十三岁了，这个年龄，应该沉下心来，写一部立得住也对得起自己所经历见证的作品。
    小说还是写这三十年。从改革开放初期写到当下。还是写小人物。在我之前的所有作品中，主人公全是男性，这一次，我想写三个女性三十多年的生命历程，同时从这三个女性的生命历程照见中国这三十年。之前，我的小说故事多发生在工厂，这一次，我会让故事发生在各阶层的市民家庭。小说题目之前一直没有确定下来，现在构思成熟了，题目也确定了，有一个很有创意的书名，暂时保密。
    谈创作
    “我希望写出真实的质感”
    南方日报：你有没有关注社会的转型和生活的变化？如何去反映这样的变化？
    王十月：我更关注的，还是当下的中国。我的写作，是与中国社会发展同步的。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变化，我作品中的人物也随之在成长，在变化。我其实一直试图发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的那些变化，我们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中国小说多写世道人心。我想写的无非是世道人心。只是如何准确洞见并把握世道人心，却是极富挑战的事。这些年，我从书写生存困境，转到了更多书写精神困境，写人心中那些幽暗与伟大。《收脚印的人》《人罪》这样的小说，是尝试。但在我新写的小说中，我可能会努力做好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书写的平衡。前一段时间读帕慕克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感慨很多，中国这三十年，没有一部这样的能与这三十年相称的小说。
    南方日报：目前广东作家群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有哪些普遍趋势？
    王十月：过去说到广东文学，打工文学是绕不开的，目前广东青年作家的小说，有去打工文学的倾向。青年作家们似乎都不太愿意与之扯上关系，而在所谓的文学性上做功夫比较多。其实大可不必。我是做编辑的，平时看本省青年作家的稿比较多，我感觉，大家最大的问题，恰恰是生活不够。我觉得，打工生活、草根性是广东文学最有特色的东西。前面我所说的帕慕克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要是中国作家写出来，可能也会被称之为“打工文学”或者“底层写作”。我现在做的，不是远离草根性，而是加强我作品的草根性。我之前的作品，如果要我说最大的问题，恰恰不是所谓的文学性不够，而是草根性不够，生活的质感还不够真切。我希望在下一部作品中克服这个问题，写出真实的中国质感。
    南方日报：对于一些“市场化”作家有怎样的看法？你是如何坚持自己的写作？
    王十月：我也很羡慕别人的书卖得很好，我的书就卖两万册。但是羡慕归羡慕，我不会因为羡慕丢掉一些自己基本的东西。
    总要有作家去发言记录我们这个时代，不然我们这一代作家是不称职的。假设两百年以后，我们的后人想通过我们的作品来了解前辈是怎么生活的，了解我们经历了什么。他从我们的作品中无从知晓的时候，我们这代作家就是不合格的了。总要有人去传播一代人的故事。
    我前段时间有一个讲座就说，“纯文学不死，真文学不生”。我是反对“纯文学”这个概念的。鲁迅先生提出“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态度，这是作家应有的态度。“纯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有它的意义，但是后来就慢慢变成“伪”文学。在文学刊物也好，评价机制也好，都是以没有经过苦难，一套由西方系统而形成的文学观占了主流地位，这些理论框架是无法评价土生土长的特色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