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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碑下的英雄 最寂寂无闻的，要算是杨衢云（1861-1901）了。去年逝世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如此评价杨氏：“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晚清七十年》，第五册）杨是最早领导革命的香港人，为兴中会首任会长（第二任是孙文），但至今他在跑马地的墓碑上，仍只刻着编号“6328”，没有名字。他比孙文大5年，生于广东虎门，幼随父来港定居，任英文教师和招商局书记长多年，绝对称得上是香港人。1890 年，他与友人在港成立辅仁文社，并出任会长。名为文社，实为议论大清朝政的基地。1895 年初，刚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的孙文，回港寻找同道，结果二人一拍即合，辅仁文社和兴中会随即合并，以“兴中会”为会名。 名为兴中会，实质“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唐德刚语）。可以想像，孙氏之所以能在回港短短几个月内，便动员到足够人力物力财力，於同年进行起义，正因有杨的文社在香港打好“基础”。杨氏和辅仁文社於革命之初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相关记载和研究却如凤毛麟角，原因何在？ 中港台史家一般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成的革命团体，是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既被捧上“神坛”，排山倒海的学术论文自然以兴中会为研究对象，辅仁文社只能靠边站了。幸好还有唐德刚、李敖、韦慕庭（美历史学家）等少数学者，反对以兴中会为革命滥觞。 唐德刚指出，辅仁文社比兴中会更早成立，所提出的“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等主张，却跟兴中会几乎一样。而且杨开始搞革命时，孙文尚未决心推翻帝制 ——1894年，他还亲赴天津，意图上书李鸿章，可见思想仍属温和。虽然进言书有否送达李鸿章是个谜，但如唐德刚的戏言：“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孙文也说过“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护……杨衢云（因而）与予大斗，几至动武，谓非民国不可”，正好印证唐的观点。 生平资料错误多 杨氏不受史家重视，从史书中一些失实记载可见一斑。最离谱的，是说他于“教室”被杀，事实上他是在家中被杀的。为何连死于何处也弄错？盖不少民国前史的书籍，在讲述杨氏生平时，都只是引用相同资料：如冯自由的《革命逸史》（1945年出版）和尤列（四大寇之一）撰写的《杨衢云略史》，而错误正由此起。 冯自由是兴中会知名人物，后成为孙文的机要秘书，所写的民国前革命史被认为详实可靠，常为史家所用。但冯关于杨的记述却是二手资料。他这样写杨的死：“清吏……暗买凶徒陈林，刺杀之于教室”。尤列的说法也差不多：“凶手陈林、突然入校、枪击公于教授室中。”辗转抄传，几乎所有记载都指杨死于教室。 其实早在 2001 年，当杨衢云逝世百周年时，其后人杨兴安在《杨衢云纪念特辑》中已指出，结志街52号二楼是杨的寓所，杨被刺时正在家中以私人补习形式教授英文。杨兴安是杨衢云堂侄（杨衢云堂弟杨拔凡之子），去年致群剧社上演关于杨衢云事迹的话剧《无名碑》，正是由他编剧。纪念特辑更正了不少延续多时的杨氏生平资料（如杨的本名并非杨飞鸿），并摘录了杨拔凡于1955 年写下的《杨衢云家传》，总算略为填补了这位革命老祖宗的历史空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