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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迈克尔·格林伯格（Michael Greenberg）出版了一本讲述女儿萨莉患狂躁症经历的书《羲和快著鞭》（Hurry Down Sunshine，台湾繁体字中译本改题《心里住着狮子的女孩》，关于此书，可参考2008年9月28日《上海书评》拙文《两侧是深渊》），书很畅销，格林伯格一举成名。这一年，格林伯格五十六岁，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他未必不懂“出名要趁早”的道理，不过，来得晚，总比不来好罢。2009年，格林伯格推出他的第二本书《讨、借、偷：一个作家的人生》（Beg, Borrow, Steal: A Writer's Life），我当时看到新著的宣传广告，心下暗想：谈自己，用不用这么快啊？不客气的论者干脆说这是在榨取他第一本畅销书的剩余价值。 2009年12月17日的《纽约书评》上刊载了杰伊·努格鲍恩（Jay Neugeboren）关于《讨、借、偷》的评论。这是一篇冷静克制的文章，读完之后，心里亮堂了许多，却也不无一丝怅然。 《讨、借、偷》收入四十四篇随笔，是从格林伯格在2003年到2008年期间为《泰晤士文学增刊》（TLS）写的一百五十篇专栏中挑选出来的。编辑没规定专栏的主题，只是让格林伯格写他在纽约的生活，唯一的要求是文章要有那么一点“紧迫感”，当然，“紧迫感”在格林伯格的大半生里是一点都不缺的。格林伯格出生于纽约市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父亲是做废铁生意的，他跟父亲早早闹翻了，搬了出去，他没上过大学，三十多年来换过各种工作。这些工作，用书评人努格鲍恩的话说，“谈起来可比干起来有意思多了”。格林伯格搬过家具、开过出租车、当过记者、写过剧本、推销过火警报警器、当过邮局工人、端过盘子、做过书店店员、给小孩子上过西班牙语课，在法庭上干过西班牙语传译，在街上摆摊卖过仿冒化妆品。他在文章里写道：“我的专长是化妆品：什么眼线笔啊、粉盒啊、唇膏啊之类的。”供货商以一美元一件的价格把这些仿冒兰蔻之类名牌的化妆品批发给格林伯格，格林伯格的智利移民朋友Lucho跟他一起在大型女性用品百货公司前摆地摊，给门卫一点好处，就可以不撵他们走。一开始卖三点五美元一件，便宜得让女顾客起疑，Lucho就建议提价，后来改卖五美元一件，生意上来了。复活节之前的那个星期六，格林伯格的生意最好，那天Lucho却没有出现，正当他准备收摊时，三个小子来了，把他的货和钱都抢走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Lucho不见人影。百货公司的保安通知我，他无法再为我提供保护了。而我的街头小贩生涯也就此结束。”不管干什么，格林伯格都干不长久，因为他始终在做文学梦。 格林伯格写道，1978年那会儿，“我靠搬家具为生。不工作的时候就照看两岁的儿子，写我的小说……两年以后，我的小说卖出去了，结果却未能出版，因为出版社易手，我的小说编辑被开掉了。”随后，他把小说寄给了在Harper and Row出版社工作的著名编辑索洛塔罗夫（Ted Solotaroff），一周之后他就收到对方回信：“小说中我讨厌的东西，这份稿子里全有。祝你好运，但愿能给它找到一个归宿。”二十年后，他在一次派对上偶遇索洛塔罗夫，提及往事，对方已毫无印象，只是说道：“也许这让你更坚强。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撑下去’。那种写过几篇像样小说就不干了、消失了的作者，我见多了。”撑了三十多年，格林伯格守得云开见月明，按努格鲍恩的说法，是加入了“四五十岁之后才出版处女作俱乐部”，与詹姆斯·密契纳、苏·米勒、弗兰克·迈考特、雷蒙德·钱德勒等为伍了。在遭退稿方面，书评人似与格林伯格特有共鸣：他说自己第一个短篇发表前，被拒了五百七十六回，第一本长篇出版前，被拒了两千多次。文学的路，真有这么难走，真值得这么追求？ 《讨、借、偷》受人诟病最多的，是作者有意无意地在文章中流露，在他追求文学理想的过程中，他的家人和朋友都不大能理解他，而他把周围人的私事写进书里，甚至冒着再次引起女儿狂躁症发作的风险细细描述那段痛史，让他们有被打扰、被出卖的感觉，有一个朋友则说有被格林伯格“捅了一刀”之感，尽管女儿萨莉并没有因此责怪他。格林伯格给出的解释是：“他们留意的不是你细心描绘的那幅肖像是否逼真，而是看着自己变为由其生命构成的那场活剧里受人摆布的东西，这让他们很不爽。” 为了文学，格林伯格付出了很多，多到几乎让人觉得，他是为了终有一日写它们，才过了那么多苦日子、找了那许多麻烦的。这种付出，值得吗？这种有时不免要牺牲他人的付出，公平吗？这是太人性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