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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东野圭吾作品中“不变”的内核，或许这点日本人迷恋的“悲伤”才是真正不变的本质。和大多数的日本作家一样，东野圭吾对人类的前途显然不够看好，这是他悲伤的源头。因为用一个简单的推理过程来看，社会的基本准则竟然容不下最简单的美好。《白夜行》里， 小男孩就是因为最简单的美好在刚刚如同纸莲花一般绽放之际就破灭了，于是，从用剪纸花的小剪刀戳进父亲身体、犯下第一桩罪恶开始，小男孩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导演了无数人世间让人最难以接受的罪恶。因为早熟的孩子很容易了解潜伏在人心中的邪恶欲望，而且他也有足够的技巧让他人心中的邪恶欲望绽放，坠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小说的结尾，在揭开十五年前那桩案子的谜底的同时，长成青年的少年也用自己的死亡偿还了人世间那么多因果相连的、无谓的死亡。但是他在倒地的那一瞬，望着真正促成他人生悲剧的小女孩，他仍然相信，她还是他黑暗人生中可以“替代太阳”的东西。维护她的纯洁，让她能够远离罪恶、龌龊与不堪，仍然是他永远不会为之后悔的梦想。 《嫌疑人X的献身》里也是一样。解完了数学题的石神觉得人生了无兴味，而在他决定离去的时刻，还是最简单的美好给了他活下去的愿望：邻家才搬来的一对母女的纯净笑容。但是，深层而无法解决的悲伤就在于，为了保护心底里这一点因为无所欲求而简单、虚幻的美好，却需要用罪恶来完成与社会的抗争。罪恶在东野圭吾的小说里从来都是一种绝对的手段，是为了那个虚幻的肥皂泡完好无损。 是因为这层悲伤裹住了虚无的内核吗？日本的文学才在并不只属于日本文学的意象之美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并且坚持。日本人不擅长宏大的场面，不擅长生活细节里能够沟通人性的幽默，不擅长西方小说的精神分析，文化的传统里也没有那么多可以注定日后人类行为模式的传说。但是他们擅长唯美的画面，擅长坚持用最单纯的梦想、最简洁的道理（他们甚至不需要大前提、小前提构成的推理）、最刻板的尺度来做最荒蛮、最可怕的行为的底衬。他们擅长把一切行为过程做成充满象征的仪式，从而成为符号学最先瞄准的对象。这一点，在东野圭吾的笔下，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作为主人公难免都是罪犯的推理小说，他笔下的人物都属于“非正常状态”，因为“非正常状态”而走上异途。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笔下的人物同时也是无辜的，是因为被无法选择地套进了一出更大的悲剧——社会的或是人性的——才走上了异途。 只不过放在更注重逻辑和行动的推理小说中，东野圭吾显得多少算个异物。通常他让人觉得案子的谜底不是很重要。甚或连接破案人与案犯的，也往往是深的同情（真正的同——情，或者说惺惺相惜），似乎案子的破与不破到底都叫人不忍。因为这个，阅读东野圭吾也无法像阅读别的推理小说一般，通过与破案人（同时也是与作者的安排）的竞赛，为自己提供验证智力的满足。如果说《白夜行》中至少还有未破的案子，《秘密》中竟然自始至终没有罪恶。一对遇到车祸的母女用一种奇怪的方式留存生命：女儿的身体加上母亲的灵魂。而这个秘密只有同时身为丈夫和父亲的男人知道，直到灵魂和身体历经斗争达到最后的妥协为止。俄狄浦斯情结的日本文学版本？探询“身份”问题的别样方式？唯一能够得出的答案是，日本从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开始奠定的日本推理小说中没有这样的小说样式。从主题的表面上看起来，东野圭吾应该与从纯文学开始的松本清张更为相似，兴趣是在故事背后的社会和人，虽然，他并没有走过所谓“纯文学”的道路。这一点，在《秘密》中也算是走到了极致。 不过事情的另一方面是，相比较起东野圭吾的其他小说，《秘密》并不好看。脱离了故事的支撑后，小说的主题在他的笔下显得尤为单薄，可见得作者始终还不能够仅仅凭借纯文学的手段就完成小说完美的构架。情节的起伏（虽然在小说的相当一部分里东野圭吾可以做到波澜不兴）、逻辑的缜密和紧张也是东野圭吾的“生存手段”。在大多数更像是“推理”的小说中，倘若说东野圭吾并不是很在意所谓最终的结果，案子的过程始终还是他关注的对象。推理小说能够给读者的惊喜，东野圭吾全都能给到。做下案子的人物在小说的一开始就会出现，读者也和往往凭直觉行事的侦探一样不需要费尽思量，但到小说的最后，却仍然会有一个小小的出乎意料在等着你。这个出乎意料是被埋藏在过程和动机里的出乎意料，是只有推理小说才有的出乎意料。好像《嫌疑人X的献身》里最后一小段才冒出来的，另一桩荒诞的谋杀；好像《宿命》中警察与嫌疑犯之间的孪生兄弟关系以及借刀杀人的插曲。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东野圭吾和所有的日本现代推理小说家一样，很受日本影视剧的青睐，因为他的小说本身就足以产生美的画面和环环相扣的情节，比一般的推理或者惊悚多一点什么，但又有足够的节奏和故事，满足大众的趣味。 当然，同样关注社会，他与松本清张也有不同：那就是建立在他理工科出身之上的想象，也是基于现代社会科学高速发展之上的想象。在东野圭吾的笔下，有相当一部分人物是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完成罪恶或破解罪恶秘密的。东野圭吾对身份问题的探询一向建立在理性、单纯的切入方式——对于脑移植的幻想——之上。命题很简单，相信科学家们（尤其是近年来兴起的生物科学家或生命科学家们）多多少少都曾经对自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如果大脑是人类行为的控制中枢，那么，换一个脑子呢？能够换了情感吗？换了行为态度吗？总而言之，能够在身体外壳不变的前提下完全换一个人吗？自我身份，或者说身处社会之中的自我身份的构建和认同，是不是也能够随着脑移植在生物医学上的完成迎刃而解呢？ 虽然日本人的残忍也往往来自他们敢于把对科学的盲目崇拜直接付诸实施的勇气，全然不顾这其中有可能牵涉到的人伦悲剧，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东野圭吾的立场显然是更加文学性的。至少在已经完成的小说中，东野圭吾对于所谓脑移植问题——虽然他很有兴趣——的回答趋于否定，从而也否定了科学的盲目进步为人类带来幸福的命题。《变身》中，那个始终无法统一身体与新的灵魂的“我”以开枪结束“万分之一适配可能性”的移植脑片告别身体与灵魂的分裂状态，决绝而惨烈。 更甚于此，东野圭吾让“我”在这段冲突中要说的只是，“即使我变得不再是我，我依然会深深爱你，直到永远。至死不渝。”——《变身》如此，《秘密》也是如此。脑移植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医学上的命题，因而它所造成的悲剧关键也不在于其生物医学意义上的悲剧性。是在推理小说这种特殊的形式中，最复杂的科学遇到了最简单的爱情。或者倒过来说，是最荒蛮的科学遇到了最缠绕的爱情。身体和灵魂以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在发生冲突，在解决冲突；同样，也是在这里，东野圭吾又回到了他始终不变的，深沉、无法解决但却一目了然的悲伤中。大约也是因为这个，他能够抵抗住所谓“新本格派”推理小说的夹击和包围吧。因为说到底，悲伤的东野圭吾只能有一个，即便是在日本的推理小说史上。 延伸阅读 ●《嫌疑人X的献身》 [日]东野圭吾著，刘子倩译，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9月第一版 ●《变身》 [日]东野圭吾著，赵峻译，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7月第一版 ●《宿命》 [日]东野圭吾著，张智渊译，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