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我看来，“讲自由的经济”比前几年流行的“讲道德的经济”更为可靠，道德从来就是靠不住的，尤其在经济领域，这在德治为传统的中国已经屡试不爽。如果要讲道德，也必须以自由为前提，被强制的道德不是道德，是奴役。
    
    

《我们怎样阅读中国》 苏小和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9年9月第一版 （图片来源：中华读书报）
    认识苏小和兄是在一个网上的诗歌论坛里，那时候，我们都还是文学青年。中国的诗人们平日见佛杀佛，一旦碰到民族国家的菩萨，立即纳头便拜。有次不知因为什么事情，论坛上又充满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我退避三舍，隔岸观火。这时，看到一个网友坚持不合时宜的观点，遭到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诗人的无情打击，依然不屈不挠、不愠不火。我自忖没有这么好的修养，在佩服之余通过站内短消息向这位网友表达了结识的愿望。不用多说，他就是苏小和。
    苏小和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常识的诗人。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诗人，觉得他把写作才能都用在诗歌上，意犹未尽，就撮合他和《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的戴新伟兄认识。他随即写了一篇关于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书评。那篇书评刊出之后，迅速被各个网站转载，激起一番热烈的讨论。后来，苏小和告诉我这是他写的第一篇书评，再后来，我才知道苏小和早已是知名的财经作家，进入事倍功半的书评领域，于名于利都是很不“经济”的选择。他为了写余英时先生的书评，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十卷本余英时文集通读了一遍，这种功夫让自认为对书评还算认真的我都觉得有些过分，如此敬业又如此不计工本，其他的书评人还有活路吗？
    后来，我和几个朋友做一份免费派送的电子读物“独立阅读”，苏小和是当然人选，从此插翅难逃，每个月都在百忙之中撰写一份经济类新书报告。我从文学青年转型为思想青年（或思想中年）之后，在自己关注的文史领域之外，最为关注的是经济和法律。这一方面是问题意识使然，关注中国问题，不可能不去思考自由市场和宪政制度；另一方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也受到苏小和的不少影响。他在文章中对于自由市场的很多论述，和杨小凯、陈志武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解答了我的很多疑问。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最常见的是“误把法家当法治”。雷厉风行、六亲不认、铁面无私常常被视为改革者的美德，然而，这更有可能是回到两千年法家铁腕的老路上。法家崇拜加上读经热，成了“儒表法里”的旧调重弹。我对读经热不以为然，但对中国文化中的儒家传统颇有好感。在我看来，儒家之所以与法家勾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重义轻利留下的空白，需要法家来填补。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向他求教利国之策，孟子回答说：“何必曰利？”对内圣者来说，重义轻利是基本底线，但是对其他听众而言，这是道德口号。不管君还是民，面对孟子和商鞅，可能都会更喜欢后者。曾有铁面执政者看到商鞅的事迹潸然落泪，这个执政者深得人民爱戴，在知识界也口碑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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