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贲思，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毕业于中共中央俄文专科学校。历任中共中央俄专、北京俄语学院教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学术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哲学研究》主编。1988年7月调入中央党校任副校长，1994年4月兼任《求是》杂志社总编辑。现为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期刊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第一届理事，中苏友协理事，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首任院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搞理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学有专长，不能是‘万金油’，什么都学一点，没有专业支撑，搞不好。”
    “写文章绝对不能搞‘中药铺’，写文章就是应该像剥笋壳。笋是一层一层的，从外面一层一层地剥。写文章要从分析的角度去写，而不是平铺直叙地写。”
    采访者：邢校长，您好！您是马克思主义名师大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科研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请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谈谈自己是怎样走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
    邢贲思：很多同志可能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原来是学外文的。1946年我16岁，受到俄国十月革命救国思想的影响，我大学报考的是农业经济系。1949年5月，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新中国外事工作的需要，中央外事组到华东几个省市招录一批青年干部，作为新中国的外事干部。1949年7月份外事小组在上海招生，经过严格考试，最后录取了我。当时解放军南下开辟新的根据地，需要在华东特别是在上海招收一批青年分子，去东南新开辟根据地参加工作，当时张鼎丞同志号召我们踊跃参加。后来我两个都被选中了，当时的想法是哪一个先录取就去哪个。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只要参加革命队伍我都愿意。结果发榜了，我后来选择参加北上外文大队。当时中央有规定，所有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分子，必须经过华北革大学习，目的是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华北革大原来所在地，就是现在离中央党校很近的西苑机关那里。经过半年学习，1949年10月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华北革大第一批团员、党员。
    采访者：那么您从事理论工作的历程是怎样的？
    邢贲思：至于我参加理论工作的历程，我可以把它归纳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理论入门，主要是指我在俄文专修学校留校当教员的经历。留校后，学校先是让我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课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门课程在大学时候学过一点，但是让我讲课，困难很大。当时师哲同志就让我们到人民大学去旁听课程，听何干之和胡华老师的课，回来后再自己编写讲义，然后去讲。那时候我才22岁，这样工作了一年多以后，学校又准备给四年级开哲学课，我们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经济学比较强，马列主义基础比较强，革命史后来也比较强，唯独哲学没有人教，学校就准备抽几个人开这个课。我们向领导反映没学过，当时又是学校出面，跟马列学院联系，当时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学校选派4个人，2个学经济学，2个学哲学，到马列学院学习，学习毕业后必须回学校。最后我们4个人参加马列学院一部二班的学习。当时一部的主任是胡绳同志，所以我一开始就跟胡绳同志比较熟，他既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又是我们的老师。
    第二阶段是打基础，主要是指在马列学院两年的系统学习经历。在马列学院一部二班两年的学习，对我帮助特别大。对一个刚刚参加理论工作，尚未入门的青年教师，经过两年系统的学习培训，提高是比较快的。当时马列学院师资队伍很强，艾思奇教我们哲学，郭大力讲经济学，胡绳讲近代史，张如心讲中共党史。这么一个阵容。再加上杨献珍也亲自讲课，他重点讲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除此之外还有苏联专家。马列学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那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可以说，我对理论工作的真正兴趣是在这两年培养起来了，因为学进去了，有兴趣了。这两年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党校学习后，让我们回去教课，那水平就不一样了。
    第三阶段是积累沉淀，主要是指在哲学所31年的学习提升经历。整整31年，有几个方面的经历和感受特别值得回忆。
    一是继续打基础。哲学所要求特别严格，要求我们先不要着急写文章、写著作，但是一定要写笔记，读完一本书一定要写一个几千字的笔记。我写了16本。导师要求也特别严格，当时我的导师李光灿先生规定我们每天要读50页经典著作，一个星期谈一次话。导师跟我们对谈，会问我们读书后有哪些体会，哪些不明白的，哪些有收获的，谈话不是拷问式的，而是对话式的。这是打基础的一个重要方法。当时第二个打基础的方式就是到老师家开课。我记得有位温锡增先生，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讲柏克来的唯心主义哲学。温先生给我们讲课有个特点，要用英文讲，用的书也是柏克来原版的书。他当时说只能有三个人到他家学习，每天晚上两个小时。因为书只有三本，他用一本，只能借两本出来。我报名了，当时我的英文还是解放前的底子，听起来比较吃力，提问可以用中文，讲课必须用英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哲学所对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是非常到位的。
    二是学会研究问题，学会做研究。几位老师都跟我谈，做研究工作不是写书。研究工作是研究问题，把问题研究清楚以后才能写文章、出书。几位专家都告诉我，做研究要从专题研究入手，就是你光确立一个专业方向还不行，比如搞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大，从哪里开始，从哪入手？要从专题入手，当时在导师引导下，我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入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怎么形成的，但是这个题目还是太大，还要分解，所以要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分解为若干个小课题。由大的专题分解为若干小课题，一个个研究清楚，把小课题研究清楚了，那么大的专题你也就清楚了，然后才谈得上写文章、写书。我们哲学所当时有一个好的条件，好多前辈跟我们关系很密切，既有搞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如冯友兰、贺麟、侯外庐、张岱年等，经常到哲学所来跟我们座谈；也有搞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特别是胡绳同志来得比较多。我在“文革”之前没有出书，但是我积累了大量材料，发表了很多文章，在哲学研究上有几篇还是比较有影响的，最长一篇文章有两万五千字，叫《费尔巴哈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在哲学界还是比较有影响。“文革”后我把这段时间的一些积累出了两本书，一本是《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另一本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这就是我在哲学所这段时间从专题入手学会搞研究的两个成果。可以说，我的点滴进步并不是突然来的，都是经过一定的积累。
    三是学会写文章。写文章不仅是会写专业性文章，还要会写评论性的文章，这点前辈学者对我帮助很大。胡绳同志跟我们讲，不能光会写哲学史或者比较专门的学术性文章，作为理论工作者必须学会写评论。这对我启发很大。现在说“要以问题为导向”，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写评论员文章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就是针对当前比较突出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经过研究、思考后写出一篇评论。我写的比较早的两篇，一篇评论员文章，是1960年1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自由和自觉》。还有一篇是1962年在《红旗》杂志第19期发表的《集体研究和个人研究》，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比较大。写文章绝对不能搞“中药铺”，写文章就是应该像剥笋壳。笋是一层一层的，从外面一层一层地剥。写文章要从分析的角度去写，而不是平铺直叙地写。胡绳的文章就有这个特点，他有一个论文集叫《枣下论丛》，里面的文章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他是针对当时某个热点问题发表观点，一层一层地分析。他写的文章逻辑性特别强，一层层分析下来，真正是逻辑的力量。为什么有的理论文章不能感人？因为没有逻辑，不是那种剥笋壳的一层层分析下来，剥到最后笋尖出来了。他笋尖老早就冒出来了，这样没有味道。
    四是我研究工作的转向，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个也是比较偶然，当时哲学所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不是太多。我们学哲学的人，还是要回归一些现实问题。所以当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我当时还是比较敏感的一个人。1978年4月9日，我发表了《哲学和宗教》这篇文章，主要批评一种倾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做是一种神学。当时影响非常大。有一种是批评的声音，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在当时确实风险比较大。文章出来后，《人民日报》的汪子嵩同志给我反映，让我有两种思想准备。我说好，没问题。他接下来让我写《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另外一位同志写的文章，就是《标准只有一个》，1000字的文章，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发表后收到很多来信，后来《人民日报》理论部的何匡同志要我写文章回答这个问题。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背景，胡福明同志发表的那篇文章，前前后后我都不知道，就是凭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理解，我觉得还是应该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这篇文章在6月16日见报的，在胡福明这篇文章之后。7月份，吴江同志在《解放军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当时人民日报出版社把这三篇文章合并在一起，作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前期的几篇重要文章。这以后各地各单位就邀请我作报告。之后的1978—1980年我写了差不多30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
    哲学所还有一个事情要讲一讲，就是参加大百科全书的编撰。当时国家要实施一个大工程，就是要编写大百科全书，覆盖各个学科，哲学卷当时交给哲学所。阎明复同志跟我商量，像哲学卷这样的重头戏肯定要请权威的专家来挂帅，我们商量的结果就是请胡绳同志。于是我们两个到胡绳家里请他出山。但是他给我交代一个任务，要我当常务，主要的工作由我负责。当时我是花了四年的工夫，从1982—1986年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收获很大。当时胡乔木同志要求，请最合适的专家写最合适的条目。当时没有人推却，因为都知道这是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很多大专家写出来的五百字都不到的条目，都反复地修改。有些专家虽然已经高龄，身体也不好，为了写短短几百字的条目反复地修改，精神令我们非常感动，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育。我记得是孔子的一个条目，五千个字，专家换了好几位，都是著名专家。
    第四阶段是专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指在中央党校期间研究的转变。1988年7月，我到中央党校任职，党校六年（1988—1994年）多的时间对我帮助很大，最主要一个就是对联系现实问题的研究。党校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研究问题的重点是现实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我来了以后要适应这样一种环境，除了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以外，我研究的重点也有了变化了，重点转向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当前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以上就是我简单作一个经历的回顾，共四段：俄文专修学校、马列学院、哲学所、党校。这四段经历对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讲帮助比较大，第一段为起步阶段，第二段叫入门阶段，第三段是提高阶段，第四个是总结阶段。
    采访者：作为一名参加工作几十年的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请您谈谈关于理论工作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邢贲思：做一个合格的理论工作者，我感觉有几个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要打好基础。基础一定要打得比较扎实牢靠，基础不牢，那就很漂浮，写文章、教学科研都是很漂的。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两段时间打基础，一是马列学院系统的学习，另一个是哲学所30年的锤炼，30年的磨练提高，打好基础后才开始研究问题，做研究。
    第二，要学有专长。就是你要依附在一个专业上面，因为理论工作的天地那么广阔，没有一个专业作为你的依附点，很难做好。从我们的前辈来看，凡是理论上学术上有成就的老先生和同事，都有这个特点，都学有专长，比如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郭大力同志等。从我们的同辈来看，跟我们年龄资历差不多的朋友也都是那样，比如说龚育之同志，大家都知道他是党史专家，他还是自然辩证法的专家。这些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科上都有着力点，有学科作为支撑，功底就比较深厚。还有金冲及同志的近代史功底相当深厚，对毛泽东、周恩来传记的研究有很多贡献，是近代史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专家。刘国光同志是经济学专家，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学习经济学，全国解放后留苏，在苏联的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是当时经济所的所谓几大“金刚”之一。我为什么说这些呢？搞理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学有专长，不能是“万金油”，什么都学一点，没有专业支撑，搞不好。
    第三，要经受多种锻炼。从事理论工作，需要非常丰富的社会实践，所以参加一些实际工作，好像跟现在的工作不搭界，但是对以后的发展相当有帮助。我本人就经受了很多这样的锻炼，举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我还在大学工作的时候，1955年被借调到北京市委高校工委，即后来的市委大学部，书记是蒋南翔，副书记是宋硕。我带五六位同志参加前门区大五金批发商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经历对我帮助很大，对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体会比一般的学习书本文件体会要深刻。这次改造比较顺利，我们也得到了比较好的实际工作锻炼，对党的政策、思想、理论领会得比一般学习要深刻的多。
    第四，要勤奋。这种勤奋不是一般的勤奋，是要特别的勤奋。我当时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的时候很少有凌晨一点钟以前睡觉的，年纪轻，身体也扛得住。我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上强调过三勤——勤读、勤思、勤写。写是非常重要的，把你所读所思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把阅读思考的成果用文字表现出来，这就是写文章的准备。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成果，最普通的就是写笔记，你看一篇文章后写笔记，笔记不是照抄它的内容，而是在领悟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好处太大了，我自己受益很多。我是养成了这个习惯的，坚持写笔记，笔记写得好，就可以成为一篇文章。
    第五，要有正确态度。理论工作确实比较重要，在整个意识形态里理论工作是“管总”“管头”的。对理论工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政治思想的要求，比其他领域的人员要求要高。党校对干部、对老师的要求比一般高校要高，这是党校的好传统。
    采访者：作为老党校人，您对党校、对党校的青年教师有哪些希望？
    邢贲思：我在党校工作那么多年，对党校的感情是很深的，作为老党校人，对党校、对年轻的老师，我也有几点希望：
    第一，对党校的希望。我认为党校现在形势很好，有中央的关怀重视。中央高度重视党校工作，人才济济，团结奋进，教学科研工作比我们当时要高出一大截，水平比我们有很大提高。但是我觉得有两个方面要注意，一是保持好的传统，不要隔断历史。我最近看了刘云山同志讲党校姓党的讲课稿，很全面很系统。好的传统一定要继承下来，重视党性修养，重视严格要求。二是党校在教学科研中始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搞理论不能脱离实际。延安时期，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党校的校风，要继承和发扬。
    第二，对青年教师的希望。这里只强调八个字：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志存高远，就是说永远不要满足现状，党把我们放在这个岗位上，力求做到更好，没有最好。理论工作没有止境，前辈学者也有缺点和不足，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谈何容易，我们花一辈子来做都不一定做得好，对自己要有高标准高要求。脚踏实地，千万不要学习学术明星，要能板凳坐的十年冷。你要在这个岗位上做一点事，出一点成绩，绝非容易的事情。这要经过多少年的辛苦，多少年的夜不能寐。学无止境，一定要踏踏实实地甘于坐冷板凳，才会有更好的成绩。
    （访谈整理：冯秋婷 陈远章苏敬装 路 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