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读《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很痴迷，尤其是此书收入的耶尔恩·吕森的《纳粹大屠杀、回忆、认同——代际回忆实践的三种形式》一文，对于我们思考文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首先指出，在发生了大屠杀的德国，离开这段历史来形成德国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身份认同已不可能，“德国人的认同是由纳粹时期尤其是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影响以及人们对它们进行的解释性回忆形成的。”（《社会回忆》，第179页）作者分析了这种“解释性回忆”的三种形态和三种态度，它们分别对应于三代德国人：战争和重建家园的一代；战后第一代；战后第二代。 第一阶段：心照不宣战略 这是参加战争的一代人，这代人的大屠杀记忆是活生生的，他们是纳粹大屠杀的犯罪者、受害者和知情者，大屠杀的记忆鲜活地存在于他们的经验中。这是一种“彻底失败”的体验：战争的失败，集体自尊的丧失和民族自我理解的崩溃。人们把对这个时代的体验称之为“德国的浩劫”。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不同，德国二战的失败意味着“德国人自我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深刻断裂，它使得以前一直占主导地位的那种民族意识变得颇为可疑。一个人无论形成何种认同，总是必须拥有自尊。可是这一回，德国人却不能再毫无困难地从传统的民族主义文化资源中汲取这种自尊了，因为这种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早已被纳粹主义动员和运用了，并随着第三帝国的覆灭而彻底枯竭了。”（《社会记忆》，第161页） 第一阶段克服这种失败和危机的具体做法，是把大屠杀从德国的民族传统中剔除出去，“为了让自己站稳历史脚跟，以便在此基础上重新获得赖以形成集体归属感和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他们必须把纳粹时期和纳粹大屠杀罪行，从德国人为重塑认同而呼吁的优秀历史传统中剔除出去。纳粹和纳粹大屠杀,不是属于我们的历史的历史事件。”(《社会记忆》第181页)这样，大屠杀就成为一段莫名其妙、不可解释的历史。用一个社会学家的话说，“瘟疫从外部向我们人类袭来，我们毫无准备。那是一次阴险的袭击。那是一种玄学的奥秘，我们社会学家对它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记忆》第182页）不仅竭力否定大屠杀和我、我们自己的关系，而且否定其和过去的德国民族传统的关系。 这种态度后来受到批评。批评者指出，实际上大多数德国人都卷入了大屠杀，“大多数的德国人，都没有进行这样的自我批判的坦然心境，而恰恰只有进行这种自我批判，才能开辟超越纳粹过去之路。”（《社会记忆》第182页） 这就是说，这个阶段的认同策略的实质是回避大屠杀，当它不存在，不在公众讨论中涉及大屠杀的话题。“由于人们在公众讨论中摒弃了纳粹大屠杀和与之相关的纳粹罪行，这才克服了德国人的认同危机”（《社会记忆》第182页），“不予讨论”，悬置，集体的心照不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纳粹政权的绝大多数骨干分子都被吸纳到战后的联邦德国机构中去了。 与此相关，这里还有一个情感和心理方面的原因：“大家把这些骨干分子的卷入纳粹统治当做事实加以接受了，这就是说，既没有否定这个事实，但也没有讨论这个事实，而是就这么对它保持心照不宣。对纳粹罪行保持集体心照不宣乃是一项成功的政治战略，它不仅把当年的纳粹骨干吸入了新的联邦德国，同时也就防止了本来可能产生的思想感情障碍。”（《社会记忆》第183页） 但这种大家心照不宣的“悬置法”在文化上的代价是惨重的：“人们固然可以对过去心照不宣，但过去却不会因此而消失，所以它作为被心照不宣的东西，是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感情中的。人们在舆论沉默中对它进行这样的处理，就是让它在人们的表层意识中失去自己的干扰性负担性。部分地说，这件事情就是通过抑制完成的。”（《社会记忆》第183页）。灾难记忆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被压进了潜意识，这种无意识回忆在后代人看来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并在他们努力克服过去的过程中始终影响着他们。“这是代际回忆集体的分崩离析，它表示德国人的历史认同发生了严重的紊乱。”乌尔里希.赫伯特说“纳粹的统治政策虽然造成了数百万的牺牲者，可是在联邦德国，大多数罪犯却因不受任何制裁而蒙混过关了。这是一件彻底违背所有道德观念的事情，所以她不可能不对这个社会产生严重后果。”（《社会记忆》第19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