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村上龙著 董方译 《69》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年8月第一版 依我说，《69》的主角是个伪装的问题少年，矢崎剑介所遭遇的问题，一个天资超过同侪的高中生都会碰到。假如用本地教育局长的口气来评论，剑介碰到的问题，不就是课程学习和“第二课堂”之间的矛盾么？不就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的矛盾么？他本来也想考医科大学，不过高中三年，他的成绩一年不如一年。他自己按照青少年心理学普及读本的思路，把学习不好的原因归纳成父母离婚、弟弟自杀、祖母生病、迷恋尼采，然后又觉得这些说法都不太对劲，最后只好说，其实就是讨厌念书。 确实没什么问题，只是他的注意力被别的什么东西吸引。不喜欢考试，可谁喜欢考试呢？不喜欢长跑，可谁会喜欢长跑呢（他们把喜欢长跑的村上春树和村上龙并列成村上组，这一点比较奇怪）？ 小说名字的意思很简单，1969年。那是村上龙觉得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年。即便是在回溯中，他也觉得自己“再也写不出这么快乐的小说”，那一年里，他丢掉儿童玩具，丢掉漫画书——其实他心里还是喜欢的，比方说他让铁哥们叫他“剑”，就是因为他喜欢宫崎骏的《狼少年肯》。 现在，他找到很多成人玩具——都有稀奇古怪的名称：兰波、热内、“铁蝴蝶”、“地下丝绒”，还有“全共斗”。这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一个坏循环，他不喜欢考试，是因为觉得“屈服于应试教育的家伙都是资本家的走狗”，而把应试教育和“当权体制”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是因为碰到兰波、热内和摇滚乐，而兰波、热内这类新玩具，正是让他讨厌念书考试的真正肇因。 最重要的是，这些新玩具带给他一种“世界性”的错觉，他以为自己就此与整个世界紧密联系，他可以像提起家族老朋友那样谈论南美的革命游击家，谈论巴黎的学生领袖，谈论法农和约翰·列农。我们“曾有一种轻率的期待，总觉得世道也许会改变”，在小说刚开始的第4页上，村上龙这样说。正是那种与全世界紧密联系的错觉，那种认为自己的行动会改变世界格局的错觉，才会导致这样一种“轻率的期待”。 归根结底，这个心智方开的少年，把那些新事物错当成新玩具，而把世界当成一个新玩具箱，他可以“轻率”地操控把玩、翻箱倒柜，可以向同伴“现宝”（如同小说中人不断向同学甩出的成串古怪新名词）。 的确是在“现宝”，剑介把兰波的诗歌拿给考试考得好、人又长得帅的山田正看，结果山田正一看之下，不仅追随剑介一起逃过班会和大扫除，还把便当省下一半给剑介吃。剑介很早就学会一种“蒙人的法子”（第62页），“跟文学强的家伙说地下丝绒乐队，跟熟悉摇滚的家伙就说梅西安，碰到古典在行的家伙就说罗伊 ·利希滕斯但，而对大众流行熟门熟路的，就要跟他说说让·热内”。 以成年人的心智，以成年人应有的态度，村上龙对此略加嘲讽。“我”对玩伴做有关戈达尔的讲演时（第10页），作者补充说明：其实戈达尔的电影“我”一部都没看过，因为西九州角上的这个小城里，不可能放映他的电影。之前所有的夸夸其谈，那些有关戈达尔电影场景、情节、“剪接手法”的描述，显然顶多只能来自道听途说、记忆误植，或者成年作者的美好想象。当然我们知道，甚至连“新浪潮电影”这个名词本身，也不可能出自1969年的佐世保高中生之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