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陈尚君像:李媛 绘
    盛 韵
    陈尚君先生大概是当今学界最耐得住寂寞的学者。从《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到现在参与 “二十四史” 修订，他所做的都是常人无法忍受的极端枯燥的工作。然而他又绝不是板着面孔的学者，他爱听周杰伦，从前上课的时候总是拿一盒孙燕姿代言的统一冰红茶，将《四库提要》的错误讲得津津有味，学生们都觉得他超可爱。正是这份寂寞中的可爱，尤其令人起敬。
    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和出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当年中华书局整理的情况如何，都有哪些专家学者参与了整理？
    陈尚君:点校本“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历时十九年，全书出齐已经超过三十二年，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权威版本，印数最多的《史记》至今已经售出约七十万套，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绩。台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全部翻印了点校本，称为新校本，为了别苗头，还计划组织“二十四史”新注本，可惜没有完成。
    在整理“二十四史”之前，最初195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指示吴晗，让他和范文澜一起组织校点《资治通鉴》， 1956年完成出版。同年郑振铎也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的提议”。1958年毛泽东又指示吴晗继续组织标点“前四史”，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工程。由于时间比较紧，《史记》就直接用了顾颉刚在1936年出版的《点校〈史记〉白文》的本子，赶在1959年国庆前夕出版，《三国志》在当年底问世，前后《汉书》一直到1965年才陆续完成。其中《三国志》由陈乃乾先生点校，《汉书》由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傅东华先生整理加工，《后汉书》由宋云彬先生点校。总体而言，“前四史”尽管影响很大，但点校质量在“二十四史”中是较差的，尤其《史记》、《三国志》两种都没有出校勘记，对于学者利用很不方便。
    在落实“前四史”工作的同时，其余二十史的工作也全面展开。1960年到1966年是整理工作的第二阶段，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与支持，点校“二十四史”成了当时学术界倾注全力的一项工程。在全国范围内调集老专家，具体参与的有陈垣、白寿彝、王仲荦、唐长孺、陈述、傅乐焕、翁独健、郑天挺等数十人，可以说六十年代前期国内最优秀的一批学者都参与了此项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专家们被安排集中住在北京的中华书局，全力展开工作，在人员配置、工作条件、图书资料调拨等方面都得到国家各方面的全力配合和支持。“文革”开始后，整理工作陷入停顿。等到七十年代初根据周总理指示重新开始整理时，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分工也作了调整。这是第三阶段。原先已经开展工作的《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及《宋史》转由上海地区的高校承担，复旦负责《旧唐书》、《旧五代史》，华东师大负责《新唐书》、《新五代史》，上师大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负责《宋史》。其中也有交叉，比如历史地理部分多由复旦史地所负责，天文历法部分另有专家参与。
    当年复旦负责的部分，后来似乎受到学界很多批评，包括对底本选择的质疑。
    陈尚君:的确有很多批评，这里面有一些原因和误解，可以作一些澄清与解释。首先，从北京转到上海就引起了不少问题。由于负责单位的调整，其学术和人事上的接续、协调都不顺畅。比如《旧唐书》之前在北京由陈乃乾初点，后来又转由中山大学的刘节继续，但总体来说之前的工作较为有限。新旧《五代史》最初由陈垣先生与他的两位学生刘乃和、柴德赓合作点校，工作已经有序展开。“文革”开始后情况即发生变化，1967年中华书局多次派人到陈家索取两史资料，说要另外遴选人整理，人选未定，引起一些不快。1971年重新启动点校不久，陈垣先生去世，这部分工作也转到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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