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
    

维舟
    □自由撰稿人，上海
    内因决定外因
    对前代政权的崩溃原因作反复总结并引为殷鉴，向来是中国史上一个悠久的传统———正是秦隋两朝短命的统治所蕴含的深刻教训，才开创了汉唐的辉煌。六十年前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全面崩溃，则是一个最新的事例，对它的深入检讨，可能永远也不为过，因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大败局都将体现为不同意义，从而提供相应的警示。
    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时，毛泽东曾提出五年内彻底打败国民党政权的时间表———然而南京政府实际崩溃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还要提早两年。这个拥有四百万军队的政权，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溃败，一直是困扰许多当事人和历史学家的巨大疑问。在美国曾激起“谁失去了中国”的长期争论，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将原因归咎于“内部的亲共分子”，而国民党则有一部分指责美国对自己援助不力———在易劳逸看来，这些外因都不是决定性的，根本的深层因素仍是其内因，它们才构成了“毁灭的种子”；用毛泽东的话说，内因决定外因。
    要讨论这些败因，易劳逸无疑是最有资格作出判断的学者之一，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他负责撰写的两个章节中，他已经展现了自己对1927年至1945年之间国民政府的深刻了解。对于南京政府的迅速垮台，他放弃了美国最流行的意识形态解释和史迪威神话（这一指责过多地要求蒋介石为失败负责），而代之以对中国政治局势和社会的全面观察，因此他在更深入地解释了深层的结构性原因的同时，也暗示了这一失败的不可避免。
    在《毁灭的种子》中，主要章节的设置显示了作者的讨论重点: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和对抗、农村状况的恶化、国民党本身的内斗和腐化、军队战斗力的下降、以及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崩溃。在这五个主要原因中，他没有简单地谴责某几个人，而是用史实和数字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国民党政府在其真正崩溃之前，早已积重难返，既没有多少时间留给它做全面改革，而它自身也缺乏改革的意愿和组织能力。
    问题的根子在于“组织”
    虽然在二战中惨胜，但1945年中国的虚弱程度并不亚于德日这两个战败国。国民政府自1927年上台后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全中国，与地方势力的互动复杂微妙，彼此充满猜疑和戒备，整个社会的统合不过是个表面上的假象。作者以云南的龙云和滇军为例，指出当时中央不顾一切压倒和控制地方的努力，结果反而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重庆委任的官员对待云南犹如收复敌占区，放任镇压知识分子导致他们离心，而滇军的怨恨使得他们在东北临阵倒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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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缺乏整合不仅表现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甚至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如此，全书在一开头就引用美国四星上将魏德迈的话说:“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他仅仅是一帮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保证推行自己的命令。”当时的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国民党其实只是各种保守的政治集团的大杂烩，其唯一的共同基础和共同目标是保持国民党对政府的控制。1927年北伐时胜利来得太快，以至于国民党内部混入了大量投机分子，到1945年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为了争权夺利经常争执不休，即使蒋介石也无法制止这些行为的蔓延。
    按亨廷顿的洞见，在一个变动社会中，革命是社会“多重功能失调”的产物，这种失调使得现有的政治体系无法有效地将社会予以组织和整合。1945年至1949年的南京政府正是如此:政党本身都未能良好地组织起来，更不必说建立稳固的基层组织，融合各种社会力量于一体了。国民党政权独占着国家的政治权力，拒不给地方力量、农民等社会阶级以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结果就迫使它们产生了离心情绪，加入到革命集团中去。而国民党党员纪律的松弛、毁坏，更使得他们无法在政治上体现一致性、共同性、合法性、组织、效率和稳定，其执政能力和道德感召力也就极大地被削弱了。
    在军队中，这种统合程度同样相当之低。当时所有人都知道，中央军嫡系与地方部队之间无论装备还是政治上，待遇都很悬殊。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这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很多时候国军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这种离心离德，彼此各自保全，“国民党的将军们永远会找到不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的理由”，结果被各个击破，这种战略上的失败远大于军事战术上的失败。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农村、政治、军队等出问题的根子都在“组织”，国民党在执政二十年后，已丧失了整合重组整个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和道德号召力，更缺乏基层的执行力。1946年时中央的命令下达到山东南部，却只能到达县一级，没有乡绅的赞同，县长是无法执行命令的。仅有蓝图和构想而没有执行力，这种力量就是没有根基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1937年日军入侵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所建立的稳固的基层网络，通过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发展成为一股难以动摇、坚不可摧的政治军事力量。等到国民党1948年才突然认识到农村境况的严重性和后果时，一切已晚，直到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才将土地改革在岛上付诸实施。
    一个缺乏改革意愿的政府
    1944年6月，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抱着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极大失望，在给美国驻华大使的备忘录中写道:“以它目前的组成和纲领而论，这个政权是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无论是中国，还是我们自己，都将只是在算总账之前获得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罢了。”他还预言了内战将不可避免地爆发，而且获胜的不大可能是国民党。谢伟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看清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观察家，最终他却为自己过于前瞻性的正确付出了代价:他被长期冷遇，并在冷战中被当作亲共分子而遭受政治迫害。
    毫无疑问，像他这样的人是极不受当时国民党政府（及其盟友美国政府）欢迎的。回顾历史不能不说，当时丧失了太多改革的机会。尽管一个坏政府改革的时候往往是其最危险的时刻，但对诸多问题采取拖延甚至掩耳盗铃的方式并不能使状况变好。一个政权缺乏改革的能力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它逐渐被证实缺乏改革的意愿，而美国政府当时也不知道如何去激发它产生这种意愿。当人民觉察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会起来抛弃它。
    当时美国几乎是南京政府唯一重要的外援。1945年日本投降时，美国还在训练和装备39个国民党师，并将1.3亿发步枪子弹以原价的10%低价半卖半送地给到国民党政府。然而这种长期援助也极大地助长了蒋政权的依赖感，以至于当1948年底美国宣布不再给予援助时，许多人很快就放弃了希望。
    作为一个以立场顽固著称的政治家，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断重申党和军队的纪律，但另一方面却又有着拒绝改革的恶名。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唯一一次放手让人去改革也许就是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的金元券改革。但由于全国的市场流通并未统一，这一改革反而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到头来百姓交出了金银之类的硬通货后只换来一堆废纸。
    鉴于当时中国局势的复杂多变程度，任何单一的解释都是不完整和不可靠的。国民党政权1949年的崩溃除了上举的主要因素外，当然还有许多原因可补充的，例如民众对它认同感的急剧下降。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威望一度很高，但打内战、压制改革的声音、排斥社会力量、通货膨胀等一系列举措极大地伤害了它与民众之间的联系，这种心理上的变迁无疑也是极为关键的。苏联在未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就崩溃，原因也正在于人民已在心理上厌倦和抛弃了这个政权所倡导的政治秩序和理念。中国自古以来就极为强调民心转移对于政权稳定的重要性，这个警告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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