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修一 傻瓜版的乐天派 从他的文字里，可以看到日本年轻人的世界——那些勇敢的无畏的青春，那些大胆的不顾及禁忌的尝试，那些深入灵魂的爱与怀疑。外界评价他自由跨越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界限，借罪案揭露人性的幽微。看他文字也确有这种深重之感，对社会的关切，对青春的审视，一切的信息都让人停不下来想象——这会是一个多么深沉到迷人的日本作家啊！可是直到与吉田修一相视而坐，才发现和想象有所背离，他确实很帅，但他并没有滔滔不绝道出需要人反复寻味的哲理或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他面向写作时的单纯倒是另一种迷人。 吉田修一把上午的采访都挪走了，理由是早上要写小说，他对自己的进度要求很严格，他说即便这样，编辑还是会每天给他写信催稿。这天下午在上海一家很贵的商场里一个名为SeeSaw的咖啡厅，穿白色衬衫的吉田修一坐在青阅读记者面前，手上没有任何装饰，手表、戒指都没有，他点了一杯红茶。然后开始回答访问的问题。 话题从新的小说《怒》开始说起，小说讲的是：2011年的夏天，东京郊外一对夫妇被残忍杀害，凶手用受害人的血在墙上写了一个“怒”字，才离去。案件过去一年，凶手一直没有落网，警方掌握的证据是，凶手经历了微整形。与此同时，在日本房总、东京、冲绳附近，有三个来路不明的男人，正在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这三个人都与通缉犯有神似，故事花了很长的篇幅讲述这三个略有嫌疑的男人与周围人的生活，关于人们如何艰难地构建起信任，却又很轻易地摧毁它，“如果要去信任别人的话，首先要相信自己，能够相信自己的人才能够去信任别人，我在书中一直强调这个话题。”吉田修一说。 读罢小说，其实故事中的主人公们并没有很狂躁地发泄怒，更多的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无奈，问作者本人为什么要以“怒”命名小说时，吉田修一说，“我想，虽然并没有把愤怒表达出来，但他们心里有愤怒，却没有出口。” 这则故事源自日本人尽皆知的真实新闻，2007年市桥达也把一名在日本语言学校任教的英语女导师杀害及弃尸，一直逃亡至各地，而且又易容化身成不同造型，结果在两年零七个月后才被拘捕落网，社会对他的逃亡历程不断热炒。吉田修一把这个故事安排在年轻人中间——小说中三个嫌疑很大的男生，以及他们周围的人几乎都是二十多岁的年纪。问他为什么要把故事放在青年的世界，再映射出人类共同面临的信任话题时，吉田修一淡淡地说：“因为当时案件里就一个这么大的人哇。”青阅读记者再追问，不论是他刚出道时写都市青年生活的《同栖生活》，还是男女主角为爱逃亡的故事《恶人》，里面的角色年纪都相仿，他这样描述青年、审视青春的原因是什么？吉田修一笑得很腼腆，然后说：“好像也是被你问到之后才发现，自己真的写了这么多年轻人。”他和翻译都笑了。“以前自己是青年的时候，是一个没有名气什么都没有的人，对于人生而言，青年是一个不完整的阶段，但正因如此，就有无限可能。”吉田修一补充说，“可能和我自己的年龄有关吧，马上要48岁了，说不定50岁之后，写一些叔叔阿姨的故事会更有感觉。”说这话时，他自己仿佛觉得还在青春期里。 “写这些青年，好像也没有太多和他们接触，只是把自己完全融入到情节中，想象他们是怎么思考的就好！”问吉田修一如何在写作中重返20岁，他说：“吃一些当时会吃的东西就好了啊，我写作的时候会去吃烤肉，因为年轻的时候会吃。” “你是一个傻瓜版的乐天派”，也就是在访问的前一天，他问日语翻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位翻译这样说。“我确实比较乐天，没有特别敏感的一面。”吉田修一自己确认说。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乐天派的作家，让自己笔下的青年们经历生死离别，背叛欺骗，无数信任与猜忌反复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人应该不断思考与周围人的关系。”吉田修一说，“人只有在独处、寂寞的时候才能思考这样的问题，可能这样的过程很煎熬，甚至很残酷，但是人生需要这样思考。”吉田修一说，这也是他选择当作家的原因。 写过这么多青春，吉田修一的青春是什么样子呢？“比较平凡啦，没有那种特别戏剧性的故事发生。”他说，年轻的时候甚至连对未来的概念都很模糊，“当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幸福。”那么已经快要50岁的吉田修一，找到通往幸福的道路了吗？“我想大概已经明白了。”他说自己借着《怒》的主人公优马的一句台词说清了，“我不需要很多东西，只要抓住最重要的那个就可以抓住幸福了。只要有你，就够了。”吉田修一说，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写作。问他如果重返20岁，最想体验一下他笔下谁的人生？他的答案是《恶人》里的主角佑一，“还是那句话，只要有你就够了，虽然最后佑一被抓住了，但他的确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样的人生，很难得。” 伊坂幸太郎 写小说真的能拯救地球吗？ 青阅读记者见到伊坂幸太郎的前一天，他在上海书展主会场里举行了一场签售，友谊会堂站满人，三个小时，他在近1000名推理迷的书上签上“伊坂幸太郎”五个汉字，几近抽筋。无论是速度还是读者的数量，他恐怕都没办法和同在友谊会堂里做签售的草根作家大冰相比（等待大冰签售的读者在酷暑中排队超过100米），但即便如此，粉丝们在上海看到这位“连日本仙台都不敢出的”伊坂幸太郎还是激动极了，而伊坂老师的随和、不端架子也让读者们十分确信地说，“嗯，这就是我要骑着长颈鹿来见的那个人。” 虽然几度入围日本大众文学的最高奖项直木奖，最终没有得奖，但这并没有影响伊坂幸太郎对创作的热情和出书的速度，当然也没有影响读者对伊坂幸太郎的爱。上周日，在上海古籍书店举行的小型见面会上，读者们拿出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把现场变成五颜六色的方阵——《重力小丑》、《余生皆假期》、《一首朋克救地球》这些比较经典的作品有大量读者，也有读者拿着前几天在书展买来的新书《霹雳队长》和新版的《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 伊坂幸太郎穿着T恤，印有两只飞在天空中的马，没有日本人惯有的拘谨，反而是很随和的样子，笑着和大家聊天。和他在自己作品中所呈现的风格一样，现场读者与他的一对一互动也比较欢脱，逻辑并不太紧密，但想象力丰富极了，“伊坂老师在写作上有什么怪癖吗？”有读者问，他点点头觉得是个好问题，回答过“其实是在咖啡馆写作，写不出来就会狂跑厕所”之后，反过来问读者，“你呢？有什么怪癖？”引得现场一片笑声。 话题离不开新书《霹雳队长》，这本书讲述了两个青年在破旧的电影院门口见面，两个人原本的计划是捞一笔钱，却被卷入一场关于“村上病”与疫苗的真相寻找的过程中，小说涉及承载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的电影《霹雳鸣神战队》，也涉及冷战背景之下美国与日本微妙的关系。 这本书由伊坂幸太郎和日本作家阿部和重一起写就，谈及二人的合作，伊坂幸太郎告诉青阅读记者，他们两位都是在冷战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我们都会对未知有一种恐惧，毕竟日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么紧张，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导致我们都没法乐观。所以会对创作有一些影响——我们想体现出潜藏在事物背后的不安和恐惧。” 这本书创作于2011年3月前后，也正是在震惊世界的日本大地震前后，谈及那场地震，伊坂说，当时作为作家的他觉得有点无力，“看到周围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技能帮到别人，我非常痛苦。当时觉得小说根本没有办法救人。”曾经写过《一首朋克救地球》的伊坂在现实中并不知道到底什么可以救地球，“但后来想到，写小说起码能让大家都开心一点吧。渐渐相信这种想法之后，我又可以写作了。” 熟悉伊坂幸太郎的作品的读者会发现，出现在他的推理小说的人物，大多是小人物，经历突如其来的危机，或者化解或者没有成功，问他这样设置故事的原因，他说自己喜欢写那些在身边可以看到的普通人，“但只写周围的事，怎样都是小事，只有让这些人物卷到更大的故事里才有趣。而且我不想让我的人物显得过于英雄化，这样太假啦。不过虽然有些人输了，但他们还是要表现出小小的抵抗。”问写了太多生活中阴谋的伊坂幸太郎，当他回归到日常的生活里会不会觉得很索然无味？“不会啊，日常生活要是太刺激了，我就没法写小说了。平平淡淡的生活最容易激发我的创作欲。”他说，自己好像也不太想走进自己的小说，“我笔下的人物经常遭遇各种状况，这样不太好吧！”他笑说。 伊坂幸太郎有超过十部作品被搬上银幕，其中包括最受好评的《金色梦乡》、由金城武主演的《死神的精度》等等，小说改编电影是老话题了，但伊坂幸太郎看待这件事的角度确实不太一样，“有些东西是小说很难表现的，比如飙车的紧张场面和爆发力，这是影视的长处；但反过来也有影视很难表现的东西，比如‘勇气’，是不是在小说里看到这两个字就会有一种被点燃的感觉？是不是看到‘春’这个字，你就可以想到各种温暖的画面？这样的想象力是小说独有的。” 身为在日本及海外较有名气的推理小说家，伊坂幸太郎如何看待其他日本作家呢？青阅读先请伊坂幸太郎谈了谈村上春树先生，很多人都说他的作品受到了村上的影响，但作家本人并没有这么认为，“我比较喜欢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但是村上可能是太有名了，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人和事物都受到了村上的影响，所以我可能从中间接地受到了他的影响吧！村上老师是比我们年纪大很多的作家，我们想到村上，都觉得自己应该加油了！”问及同为推理作家的东野圭吾，现场的气氛突然有些被冻住，“世界上有这样的作家吗？”伊坂瞪大眼睛吃惊道，然后马上做了“我真的是在开玩笑”的鬼脸，说“东野圭吾是跟村上不同的厉害的感觉，因为他现在在日本相当于国民性的作家，他会为了读者非常努力地进行创作，有一种在前面领跑的感觉，我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啦，所以觉得东野先生很厉害！”他很严肃的表情像是在说，嗯，刚刚真的是在开玩笑。 加·泽文 “局外人”偏爱孤儿故事 你也许没看过《岛上书店》，但你应该听过这本书的名字，《岛上书店》在去年是不折不扣的畅销书，登上几大电商排行榜的首位。书中讲述在小岛开书店的A.J.经历丧妻之痛后又经历了诸多人生低谷，后来被遗弃在书店门口的小女孩玛雅进入他的生活，给A.J.的人生带来转机。很多读者在读后说，这本书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温暖和希望。 今年上海书展，读客图书邀请到该书作者加布瑞埃拉·泽文（Gabrielle Zevin，以下称呼加·泽文）来到上海与读者进行签售交流。青阅读记者与加·泽文约定在阅读空间衡山·和集聊天，我们从理想书店的样子开始，从创作聊到人与世界的关系。 很多读者都说，看过《岛上书店》，重新找回了对书店的感情。加·泽文告诉青阅读记者，对于她来说，书店是生命中的重要存在，她会在旅行中的第一站就光临这座城市的书店，“上海的衡山·和集是我此行走访的第一家书店”，就在采访之前的5分钟，她在这里逛了逛，翻看了不少英文书和各式各样的英文杂志，她很喜欢这里。“很难说最好的书店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评判一家书店除了书店本身的样子之外，还有逛书店时的心情。”她说自己遇到过比较特别的书店有两家，其一是位于剑桥的诗歌书店，还有一家已经倒闭的地图书店，“地图书店只卖地图和旅行书，我在那里买过一张仙境地图，对，不存在的地图那儿也卖。不过，现在大家都用互联网下载旅游攻略，所以书店就倒闭了。” 加·泽文一头黑发，皮肤很白，她出生于美国，毕业于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专业，但不论从她的名字还是样貌，她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父亲是俄国的犹太人，母亲是韩国人。很有趣的是，在美国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亚洲人，当我离开美国，大家又觉得我是美国人。”她告诉青阅读记者，这样的情况让她在任何文化里都有一种局外人的抽离感，也给她的创作带来启发，“像《岛上书店》里的A.J.，或者玛雅，也都略带有局外人的视角吧。” 话题因此转向了《岛上书店》的创作。书中给男主人公生命带来转折的玛雅是一名孤儿，加·泽文说自己从小就喜欢看孤儿的故事。这倒是有些不寻常，问她原因，她说孤儿的故事可以给每个成年人带来启发，“我曾经说过，最终每个人都会成为孤儿，因为在人类的一生中，我们的父母总归有一天要去世，所以称为孤儿只是时间问题。”在她看来，孤独无依的孩子身上的故事有更大的张力，“比起那些一开始就有父母陪伴的孩子，这些孤独的孩子会不断探求自己的父母是谁，并且要和世界取得协调，独自面对生命中的一些事，这本身很吸引我。”至于在《岛上书店》里写下玛雅的故事，加·泽文说这是她作为作者有意为之的一部分，“毕竟要描写一个快乐完美的童年还蛮无聊的。”她笑着说。 采访这天，加·泽文穿着红裙子，天气很热，在她大波浪的头发里藏着的一张娃娃脸红扑扑的，看上去她非常年轻。“我其实已经38岁了。看起来不像吧！”她毫不避讳谈自己的年龄，这背后有一套她自己的价值观，“在美国文化里有一种不允许女人变得年老的社会风潮，这对女性的生活有摧毁性的打击。美国女演员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必须把自己的脸整得很好看，要用这样的方式永葆青春，这很可怕。”她在用自己报出年龄的方式做抵抗，“因为人必须要变老啊，其实对于任何人来说，17岁很好，70岁也很好，我认为女性更多的应该要有意识，世界上最悲哀的事，就是一个年老的女人假装她很年轻。” 她告诉青阅读记者，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而下一部小说就想讲一讲女性的主题，“要讲一个犯了错的小女孩不断长大，面临指责的故事”，加·泽文告诉青阅读记者，她的新小说将讨论科技和女性的话题，“过去，我们犯了错，搬家去另一个地方就可以重新开始了，但是今天，我们犯了错，因特网却无处不在。互联网在每个人生活中如影随形，一个错误会不停被提及，这本书想要讨论如何面对科技。” 图片制作/姜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