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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华兹看来，中国民众被视为“圣人教育活动的被动对象”的“政治想象”一直“贯穿于中国的政治思想之中”。“中国圣人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在限制和禁锢个人的潜在能力，而近代西方则创造和培育了旨在解放这些能力的制度和思想。”严复也承认“统治阶级在做尽了一切抑制人民生命活力和工作能力的事以后，却反过来以为人民原无创造能力”。中国百姓长期受制于巨大的极权政体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个人能力和价值得不到发挥，个人尊严亦无从谈起。缺乏“个人的判断”和自治能力的民众别无他选，只能成为“习惯于俯首帖耳地服从和牺牲”的顺民，绵羊般匍匐在暴君脚下，身心受到压抑，潜能无从挖掘。其结果必然是沦为被统治的工具和奴隶，思想僵化，行动迟滞；走向另一个极端，便有可能成为专制与混乱交替间的“乱民”乃至“暴民”。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更习惯于统一的群体的思想”——严复于此亦不能超脱。这种封建思想模式“犹如起抑制作用的酶，阻碍了社会进化之树的生长发育，而同时演进着的西方思想却犹如促进生长的荷尔蒙，使自然进化的力量得以自由发挥出来”。 有智者指出，思维方式一旦形成，便有可能成为人的第二天性，其强度甚至不亚于先天遗传。当通晓西学的严复告诫子女“旧法不可叛”时，很难想象个中的复杂与纠集、无奈与悲凉。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严复是否误读了西方理论，甚至不在于他是否困于“群己”悖论。实质是，严复的群己之“小”悖论乃封建中国之“大”悖论。即便严复个性强悍，即便他能有机会在政府谋得高位，即便他决意改革图强，以他区区一介文人，在缺乏思想土壤、民情基础和制度保障的环境下，要想建立民主富强的国家，只能是梦想。在那个时代，多数平民百姓和几乎所有皇权统治者都无法想象，个人主义作为平民大众的自我肯定，已成了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成为对专制极权的有力反抗、对等级制度的彻底颠覆。前者不敢这么想，后者不甘这么想。试问，一百年前的中国，有多少人在回答“民众与君主谁是国家的主人”时会选择前者呢？又有多少人会认同并接受“削弱国家权力”以发挥“个人活力和创造力”的主张呢？史华兹说得好，思想这种“酶”对进化动力“不是解放就是束缚”。当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获得解放、都缺乏真正的“公心”的时候，社会前进的动力又何在何寻呢？不管严复能否真正理清个人、自由、民主、国富之间孰为“体”、孰为“用”，随着个人当家作主成为自己的主人，随着自由民主制度的日趋成熟稳定，超越于大多数个人利益之上的抽象的国家利益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可能性:既然个人已成了人类社会“整个进程的最终受益人”，那么何来实质意义上的“群己对峙”呢？果真严复能作如是想，他也就不会恐其子女产生“己重群轻”的“造孽”念头了。年长严复五十岁的美国人爱默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自身未经革新，却试图去革新周围，社会不会从中受益。”或许我们可以将此加以引申:“一个人即便自身已经革新，但周围环境不相容，其个人与社会都不会从中受益。” 反观严复生前身后事，想起了泰戈尔一句诗:“鸟的翅膀绑上黄金，它还能飞远吗？”尽管严复比其时更多国人更早得到思想启蒙，但无论心甘情愿抑或无可奈何，他总抖不掉身上那笔数额庞大的负值遗产——曾经辉煌过的中国古代封建意识形态早已落伍于时代了。对于严复和他的国人而言，头脑革命无法一蹴而就，个人觉醒也尚待时日。史华兹一语中的:“要达到富强和最终的和谐，必须付出历史的代价；要建设一个强大的民主政治的国家，必须打破一切旧框框。”纵然严复满腹新知，但他深受多重禁锢与羁绊，最终留下一纸遗嘱，合上了他人生舞台的大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