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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格兰特·基尔默的“侵权吞并契约”的过程描述，让人恍然大悟。以市场为基本路径的工业化进程，主要由契约精神来维系，而契约的主体，尤其是主体拥有的权利，比如私有产权、知情权等等，就成为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当一个政府的权力完全不受制约的时候，企业就只能把官商勾结当作发展的主要方法，由此，政府权力的滥用，由政府公共决策的层面蔓延到企业经营的层面，这种权力的一层层垄断，必然侵害市场终端。比如工厂的安全设施、工人的安保条件，这些必须的生产权利，必然会被一层层稀释。在这种局面之下，所谓的契约，所谓的以人为本，所谓的生产效率，都只是一句口号，一个幌子。 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幌子下，被一个个伤害。 《事故共和国》的经验意义就在这里。只有沿着权利的层面去思考工业事故，才能引发制度意义上的变革，并由此真正降低工业事故率，提高整个工业生产的效率。美国人常说，达到目标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今天的美国，在事故法领域的制度体系是一个混合体，它包括了工业伤残的行政赔偿、初审律师推动的诉讼、以及一个由广泛的NGO组织达成的监查系统。美国由此形成了一套极有效率的组织系统，这甚至包括了联邦制度、法院权力与司法审查的实践制度、美国人数不足的公务员系统。 显然，我们如果在事故的问题上继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忽略整体的制度改革，那么我们不仅会失去发展的动力，而且永远无法最终解决频繁发生的事故问题。 《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约翰·法比安·维特著，田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6月 点击阅读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