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到，一种从俗世中得以生成但又与之疏离和决裂的力量正从黄咏梅近期的小说中奔涌而出，这让她的叙事质地饱满和复杂起来。在她以前的作品里，也曾有过这种精神的闪光，比如在负一层管理泊车却不断追寻“天问”的阿甘（《负一层》）；生活在庸俗小城却心怀“远方”给笔友写信的少女夏凌云（《契爷》）；俗称为“剩女”却葆有阅读爱好的“文艺女青年杨念真”（《文艺女青年杨念真》）；甚至在做保洁的鲍师傅（《鲍鱼师傅》）和患有肥胖症不得出门的林求安（《暖死亡》）身上，也有着“异类”得可爱可惊的爱好和想法。而现在，这股精神潜流以更集中、更狠辣的方式在黄咏梅的小说中曲折回旋，冲决俗世伦理和庸常堤岸。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使她比以前更关注“老年”和“死亡”等终极命题，并且处理得更加从容而散淡。这一切都确定无疑地表明，小说家的叙事风格正日趋精粹而成熟。
    俗世，一个“江湖”
    “俗世”，是对我们日常生活状态的一个概念，一个总结。阿格妮丝•赫勒认为，从个体生存的角度看，日常生活提供了人之生存所必需的熟悉感、安全感和“在家”的感觉，提供了自在的价值与意义世界；但因其具有凝固性、散漫性和自在性，所以又有抑制个体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倾向。因此，对于个体生命而言，“俗世”是一个充满悖论和张力的“场”，但它却是孕育小说的温床。如果不是由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权”对“神权”的胜利，不是由于人在俗世生活中初尝快乐和幸福，薄伽丘《十日谈》中的十个年轻人也不可能将一个个日常故事讲述得那么生动活泼，靠着“人间故事”安然躲过了瘟疫。在《小说的兴起》中，瓦特也明确指出，小说在十八世纪英国兴盛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的世俗化，这使得广大中产阶级有了大量需要消磨的闲暇时间，充满想象力和展现他人生活的小说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对于作家来说，如何将日常生活转化为小说的物质“外壳”，既依存于它又不拘囿于它，是一个需要不断打磨技艺和寻找平衡的过程。黄咏梅曾在广州生活了十余年，在这座只有“叙事”没有“抒情”的大“俗”城市里，她的感受是相当充沛的。对于“广州故事”，她曾有这样的描述：“广州是一个消费的城市，一个物质化、欲望化的城市，她很平和、理性、务实，同时扫荡人的梦想和内心的诗意，让人安居乐业，变得实在。”虽然这不利于“诗歌”的生长，但这位曾经的“少女诗人”反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广州”之于小说的“摇篮”意义：“现实的广州与小说的广州，相互重叠，相互剥离。”两个“广州”让她的生活和写作进入了双重的丰富。加上曾在报社工作，这个集聚社会诸形态的“小世界”更是强化了她叙事题材的俗世意味，使她的书写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烟火气。
    《少爷威威》是一个典型的“广州故事”。东山、烟墩路、寺贝通津、华侨新村、粤语以及谭咏麟的《少爷威威》都让小说充满了浓郁的岭南特色。按照老广州人的思路，男主人公谭侠“假假哋，都算是个东山少爷”，这是广州高官子弟的代称。只可惜，随着东山老区的落伍和妈妈谭蜜斯抛夫别子偷渡香港，“东山少爷”的生活也没落了。中年单身美发师谭侠爱上了二十岁的女顾客菜菜，两人同居。这看上去像是一出时下极为时兴的“大叔爱萝莉”的故事，但这不过是叙事的表层，不足为奇。通过描写“喜欢扮，仿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广州也好，香港也好，都是一集集连续剧”的谭蜜斯，谭侠母子之间“扮”出来的“冒牌的师生关系”，以及谭侠和菜菜之间充满激情的短暂同居关系，黄咏梅建构起一套略带谐趣又有着鲜明时代特色的“都市伦理”。看上去每个人都生活得光鲜，体面，新潮，而在这背后却是都市生活颓废而孤独的“芯子”：谭蜜斯在香港揾食艰难，靠着刘安扣的“照顾”才勉强有了归宿；谭侠贪恋着菜菜的年轻、美色和情趣，为她花钱如流水；而菜菜在看中这个“东山少爷”的家底时也意外惊喜地收获了他还有一个“香港老板娘妈咪”，两人着实度过了一段甜蜜的岁月。而最终，一切“繁华”都在一场“陌生人的聚会”中灰飞烟灭。写这类市井生活，要么过于模式化，要么容易小家子气，反而将生活本身的丰富感削薄抹杀了。但黄咏梅对这些凡人俗事及其“传奇”却有着透彻的体味，津津乐道，有滋有味。在她笔下，生命的多舛被转换为了智性之思以及直面残酷本相的精神利器。因此，一切皆不会被俗世淹没、萎缩，反而有了一种生机勃勃的美感。
    一个普泛的观点是，俗世生活和日常经验是自足的，它本身就蕴涵着巨大的美学动力。这样说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当“经验”作为美学对象呈现时，“作者”的“在”之姿态极为重要。我理解的“在”就是作者独特的美学趣味和精细笔触，这在《达人》中表露无遗。我以为这是黄咏梅近期描写城市生活最着力、最好的一篇。印刷厂下岗工人孙毅生活在石井街，由于喜欢武侠小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丘处机”。他平时靠给别人搬货为生，闲暇时就在社保局蹭空调读武侠。这种人物和空间的设置有效地牵连起了“市井”与“官府”两条叙事脉络。借助于丘处机的日常生活，作家以充满喜感而又极之细致的笔触呈现出一幅幅热闹生动的街巷场景。人人皆为生存奔忙，不乏“刁民”恶习和做生意的“机心”，但这卑微苦累中却有着薄薄的快乐。另一方面，通过丘处机在社保局读武侠小说的爱好，作家拓展出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丘处机每天都会遇到来社保局上访哭闹静坐的人。这个“世界”也有它的“伦理”，那就是“官”与“民”之间与生俱来又无法处理的“错位”，从而衍生出一系列社会事件的迸溅和爆发。丘处机空有武侠之志却无法援助他人。这使小说超越了单纯的地域生活或者个体故事，从而具有了更为深广的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和忧思。黄咏梅写这类故事不含哀怨之音，也没有为“底层”代言的愤慨，可以说是谐趣的播撒，一种跳脱的美感撇去了无所不在的黯淡。更重要的是，她能够冷眼旁观，以“俗”得通透甚至是带点冷幽默的细节勾连出市井中人与人之间极其微妙的“关系图谱”，而这，不正是俗世伦理的核心么？
    如此看来，俗世生活犹如丘处机迷恋的那个武侠世界，是一个“江湖”。不同的是，一个“实”，一个“虚”，而同样“虚幻”却让人迷恋不已的“江湖”还有“网络世界”。在《表弟》中，面对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栖身只有纵身跃入网络游戏这个“杀气腾腾的江湖”从中寻找慰藉的“表弟”，黄咏梅不无忧伤地写道：“再大的江湖，不过就是几个手指在几个键盘格子间跳来跃去？”可这虚幻的“江湖”却比现实更让表弟着迷。在网络游戏里，以双臂为弓、以箭为血的黑暗游侠，雷克萨英雄、屠夫、混沌骑士、法师……，自成一个爱恨情仇的世界。在表弟那里，“现实”成了“网络”的倒影。他甚至以其为蓝本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了一场“夺妻战”，结果是惨败而归。更具反讽性的是，由于表弟在公交车上睡觉没有给阿婆让座，“装睡哥”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表弟跳楼自杀，死于他最爱的“网络世界”。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伦理”恰恰是网络“江湖”的本质。同样在网络里寻求人生快慰的还有《快乐网上的王老虎》中的王朝阳。这个“严格遵循人生螺旋式上升的定律，如无意外，将一直螺旋终老”的财务处处长，在现实生活中已然看到了“螺旋”的尽头。因为这个原因，连老婆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可是，当“王老虎”在快乐网上用言语咬噬他，买他作奴隶尽情虐待时，王朝阳不仅获得了一种无可替代的快感，还因其“受虐”得到了公司同事的无限同情，让他产生了温暖的幻觉。其实秘密只有他自己知道：王朝阳就是王老虎，王老虎就是王朝阳。我想，黄咏梅写这类“网络”小说，一是对俗世苦乐的变形投射，以“虚”写“实”，绕过现实的眼光，可现实的乏味无聊却跃然纸上；二是觉得人的精神需要“出口”，在另一个“江湖”游弋，生活和美学都多了一重奇思妙想，以此勘察人生的别样风景。在这个“网络世纪”，我们有多少人不是都在这二重世界的罅隙里焦虑地徘徊往返吗？作家提供的，正是我们时代最为精准的精神肖像和“江湖”伦理。
    黄咏梅喜欢写市井，她对于人间的趣味和机心饱含热情，并深谙其趣，可贵的是她并不耽溺其间。在《家宴》中，随着经济大潮的起落，曾经的初恋情人徐惠玲和夏路生携着各自的家庭互相救济对方，比亲人更亲，又比情人疏远。多转细腻的笔锋绘出一份曲折的情感，经过岁月的淘洗，它已然呈现出一抹暖意，一抹慈悲；《走甜》寥寥几笔便绘出“中年爱情”的尴尬。报社记者苏珊在安宁生活中不免想要寻求“灵魂的伴侣”，和她有工作联系的某机关“闷骚男”契合了她的寻找。然而，这段“中年爱情”在激情荡漾时竟然以一种滑稽的方式宣告结束：苏珊用来提神的斧标驱风油将两个人拖回“散发着衰老、不支、无奈”的中年生活。“中年爱情”的提前终结其实是“俗世伦理”的胜利，那是谁也无法拒斥和战胜的永恒规则。黄咏梅的小说表面是“市井气”的，内里却暗含着世间冷暖和阅世之深的通透，这在文本中形成了一种复杂而迷人的景观。
    在谈到自己的创作观时，黄咏梅曾经说过：“今天，谁也无法给谁一个皆大欢喜的交代。”作为一个深味俗世之乐的人，她以饱满而诙谐的笔调写世事变迁，写人生无常。但是，她又深知凡人之苦与人生的颓败，她清楚地看到了生活的荒诞和盲区。因此，她毫不留情地击碎“皆大欢喜”的“伪饰”，常以人间的残酷真相示人，洒脱和略带清趣的行文背后隐藏的是关于生存困境的无量痛感。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充分感受到她的悖论与痛楚。倘若说文学应当是暖意的滋润与流转，那么，掺杂些许苦意的“暖”，可能才是结实的，栩栩如生的。
    疏离，或者决裂
    当我们说到“俗世红尘”等词语时，我们感觉到那里传递出来的精神指向似乎是颓靡的，向下的。人们在日常生活里感受着“同一物的永恒轮回”和“使人筋疲力尽、虚弱不堪的百无聊赖”，思想很难超越，遑论精神的自由翱翔。海德格尔将这种状态称为“被抛境况”：“在闲言、好奇和两可等特性中，绽露出日常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即沉沦。”但是，在黄咏梅笔下的“俗”世界里，我看到了一种深植于凡尘但又与之迥然不同的精神，它以某种日常生活的形态或物象为“纽结”，构成了对于俗世伦理规范和陈腐精神状态的疏离、反叛，甚至是决裂。一个是形而下的“江湖”，一个是形而上的超越，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美学张力。这也是黄咏梅近期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在《何似在人间》中，松村人围绕“人生最后一次抹澡”，内心骚动甚烈，或留恋或恐惧或欢喜，构成了一个生命末端的可哀可叹的世界。廖远昆却全然不在这种种形态之内，除了他作为“最后一个抹澡人”的身份外，更重要的是他独特的“生命观”：“他从来就不怕死，更不怕死人。”他并不觉得“死”是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所以他松驰地给逝者抹澡，不仅衣着随便邋遢，还喜欢在嘴上叼根牙签。他用一双熟稔的手和不流泪的心送走了一个个松村人，其观念和行为都与松村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小说重点描写了两场抹澡：耀宗老人和小青。前者是“文革”时父亲的死对头，廖远昆虽然如约给他抹澡，却趁众人不注意时用牙签替换了放在他嘴里用来买孟婆汤的银子：“没钱买孟婆汤喝，耀宗老人就永远忘不了人间的那些悲欢离合，也就永远都惦记着自己犯下的错误和结下的仇怨啦。”而在给最爱的女人小青抹澡时，廖远昆的细心温柔让所有的松村女人都羡慕不已。更让人惊异的是，从来不哭的抹澡人事毕后竟然嚎啕大哭起来。这两场描写将“最后一个抹澡人”与俗世的联系做了一个推断和了结，从此他可以无牵无碍地行走于辽阔的人世间，最终给自己“抹”了一个大“澡”：不小心跌入河里淹死，比谁都干净地“上路”了。一种淡淡的黑色幽默气息弥漫于文本，使小说在面对“生死”这个终极命题时，依然带着一抹精神的洒脱。在这类故事里，可能孕育着黄咏梅对生命的某种深透理解。她不愿意贴伏或认同“松村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所以设置了廖远昆这样一个疏离于世的人物。通过对抹澡手艺的精细描绘，小说衔接起男主人公对待生死情爱的超然淡然，以及他与“松村”——一个微观“俗世”——反向行之的人生姿态。于是，这境界就有了俯视的高度，以及精神的温度。
    在《瓜子》里，一个由管山人组成的队伍在石牌村和乐运小区兀自生长。在他们看来，努力工作、安然度日便可。但是，少年“我”和管山人像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和父亲一样心怀“广州梦”，渴望进入都市又意识到横亘其间的“深渊”，努力融合但最终宣告失败。狐仙说少年“我”是“孤命”，唯嗑瓜子可解，可这却养成了“我”的好动症而遭到老师的嫌恶，被安排在远离同学的“孤岛位”。在父亲受不了孟鳖的侮辱捅了他一刀后，“我”也只能被送回管山。“我”在中途下了车，努力在纵横交错的轨道中寻找广州的方向：一个既不愿回到故乡又难以融入都市的夹缝就是“我”的世界。这似乎是一个不幸的成长悲剧，或曰“底层故事”。但是，在少年“我”的挣扎和努力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更深层次的“疏离”意识：既疏离于本有的世界，也疏离于当下的难堪。虽然这种努力不具备现实的有效性，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成长和生存的另一种方式。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对此进行体察，那将影响我们对于人性和生命之丰富复杂的理解。
    同样是“疏离”，在其他文本中也有着多样化的呈现。表弟沉迷于网络拒绝与现世对话，自造了一个“江湖”以对抗现实的乏味。他贫瘠的青春在网络的浓烈爱怨里得以绽放（《表弟》）；丘处机在“武侠世界”里找到了心灵的栖息之地，他甚至能成段引用武侠小说的人物描写对照现实中的人和事。在他“武侠之心”的照耀下，千疮百孔的现实生活竟然散发出了迷人的光彩。让人啼笑宛转，如悟玄机（《达人》）；在处处皆露破绽的中年生活里，苏珊和“闷骚男”不甘心被淹没。与其说他们在寻找感情的出口，莫如说是在奋力寻找破败中年的一点点鲜活与奇异，以此向平庸生活反戈一击。只有从非道德的角度，才能探寻到“中年爱情”的深意。在《走甜》的结尾，黄咏梅不无伤感地将苏珊置放回了她原来的轨迹，并且残酷地让她直面“现实”：
    她猛地感到，原来中年的征兆也是跟初潮一样，来了，自然有着其难以言状的表现。苏珊切实地感受到——中年，来了！
    从现实的标准看，苏珊的“疏离”式反抗失败了。然而，“疏离”本身的每一寸时光都自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我以为，日常生活里多的是庸常和陈腐，它容易让人陷入精神的倦怠与衰朽，“疏离”可以带来人性的奇光异彩。如果没有这样的“抵抗”，人将陷于庸庸碌碌，难以飞扬。人生，或蓬勃招摇，或圆融静穆，其实端赖的是这种远观和审美的姿态。
    与“疏离”相比，一种更为决绝的精神姿态是“决裂”，这在《小姨》中霍然绽放。按照俗世伦理，小姨是一个“资深剩女”。她的不婚使父母极端绝望，也使她与周围的生活格格不入，她甚至早早给自己设计好了进老人院的凄凉晚年。在俗世的眼光里，她的不婚、抽烟、不合群、独自爬无名山都是“很有必要矫正”的“人生观”。“我”得知小姨不婚的原因可能是暗恋的师哥杳无踪影，但最终这个理由也被消解掉了。因为若干年后师哥回来了，小姨着实好好打扮了一番去参加同学会。小说在这里留下了一段空白，也就是小姨再见师哥如何惊心动魄或失魂落魄我们都不得而知。只是在小说的结尾，小姨成了一个喜欢搞破坏的“中年怪阿姨”。在小区的抗议活动中，她将衣服撸起举手向天，半裸着身体，如同师哥送给她的那幅《自由引导人民》中的女人一样。为了一个自我美化的虚幻存在，小姨竟然全盘拒绝了现实生活，疯了。
    《小姨》含着一种悲凉的气息，这一方面来自于俗世对于“人”的牵扯和固化，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女主人公精神和感情追求的渺茫。看上去小姨是因师哥不婚并发疯，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偶发事件，这里头的选择只关乎她作为“个我”的精神特质。可以这样说，小姨为之发疯的并非某个男人，而是在她以其为精神凭藉突破了俗世的多重困扰之后，一直追求向往的美好境界最终被“美好”本身证实为虚妄。于是，她的“决裂”就不单单指向俗世伦理，而是对坚守多年的精神自我的全盘否弃。“发疯”这一结果表明她将极端孤独地切断与俗世的种种尘缘，不怀希翼地与之做一个了结。如此不含功利的自我消灭显示了一个纯粹精神体从希望到幻灭的全过程。作者毫不留情地将小姨置于一个四处“隔绝”的俗世，不给她留一点现实生活的希望，一径将她的精神推到撕裂的地步，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在放大作者自己的疑惑与悲戚：面对俗世对“个我”的覆灭，如小姨般的坚持，到底有无意义？
    黄咏梅的小说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那就是她善于运用某种具有巧思的生活形态或物象，将人物丝丝入扣地嵌入其当下的处境与生活状态中，使之与俗世的疏离和决裂勾勒无遗。在《少爷威威》中，谭咏麟唱的那首粤语老歌《少爷威威》实在是俏皮而深具“广式”哲学：“少爷威威/少爷威威/银两多多任我洗/皆因佢爹哋/钱多到吓鬼/少爷威威/少爷威威/扮到靓晒/去追女仔/几大要摆款/佢几大要威……。”在谭侠游手好闲时、与妈咪分别时以及追女仔时，这首歌都会荡漾开来，一一勾画出“东山少爷”的落拓、伤感以及生命中少许的亮光；在《达人》中，丘处机有一手绝活——徒手捧冰，这极大地提升了他的“江湖”地位：菜场的人说丘处机练了铁掌功，他捧的冰看上去就像“一捧淌着水滴的百合花”。这种境界中的放任洒脱、飘逸出尘恰与他的现实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少年“我”用来解“孤”命的“瓜子”（《瓜子》），徐惠玲最钟爱的用月亮晒干的“丝绸衣裳”（《家宴》），苏珊为保持身材而坚持饮用的如同黑夜般的“走甜咖啡”（《走甜》）……，在这些物象中，溢满了作家的情怀与暖意，将精神的攀援涂抹上了一层超脱的诗意色彩。
    在黄咏梅的小说中，主人公在俗世中无疑都是“失败者”，他们无法如鱼得水，于是只能在精神的罅隙里寻求慰藉，在那里重造一个“世界”安放自我。作家一再表达的，便是这种“不存在”对“存在”和“实有”的驳击，这无疑是她审美趣味的外露。在黄咏梅看来，“凌空蹈虚”是人生的一重大境界，无需苛求，但应长怀此心。我们常人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只能在虚构中寻找这样的高傲与勇气，并致以敬礼。对黄咏梅来说，写这些“市井之徒”的疏离和反叛故事，是心灵的游移，也是“缓慢度日”中唯一的自我拯救，它们仿佛可以阻滞时光的驰驶。若不然，那只能随俗世而“下”的速朽真是可悲，而且可怖。
    “反高潮者”言
    在《小姨》中，“我妈”无奈地问“外婆”：“老妹这种人，典型一个反高潮分子，这方面到底像谁？”小姨这个“反高潮主义者”在历经“师哥之梦”的幻灭后，开始自造“高潮”，那就是“搞破坏”。“反高潮者”其实是黄咏梅的自画像。在她以往的小说中，这种特征表现为对戏剧性冲突的淡化处理。往往在矛盾集结的焦点和有重大冲突的地方，叙事会出现一个轻滑的“拐弯”或“空白”。这让她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诗性的散淡，一种略带忧伤的凝视。
    张爱玲曾经说过：“我喜欢反高潮——艳异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可以觉得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在她的《倾城之恋》《封锁》《金锁记》《半生缘》等小说中，在故事接近高潮时，她往往会以漾宕开来的低调或“空白”对之进行“冷处理”。在一个绝境或封闭空间里，人性的真相反而清晰地展现。比如，白流苏与范柳原由高调的“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走向倾圮都市里“死生契阔”的平淡；沈世钧与顾曼桢因命运拨弄多年以后重逢时，没有“高潮”迭起的激动，唯有日复一日的无情斜阳；分家后独拥一份财产的曹七巧再遇姜季泽时心动不已，此刻的“情感故事”当是最有“戏”的，但小说却以现实生活的琐碎和曹七巧的“善疑”重又将之锁进了一片灰黯。“反高潮”是典型的“张氏”美学风格，这种技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毛姆的影响。面对“变幻莫测，无理可循”的生活和人性，毛姆以冷静反讽的态度看待之：“提出问题而不予解决，预示高潮而又闪避。”一种毛姆式的“冷”和对“高潮”的独特处理法使张爱玲的小说具备了观察人性的深厚底子。
    在过往的写作经历中，黄咏梅时常为了自己的“反高潮”而惴惴不安，她视之为要“努力克服”的“弱点”。然而，随着写作经验的丰富和时间带来的对生命、对人性的思考，她似乎并不在意这个“弱点”了。或者说，在她看来，“反高潮”其实更能契合处处皆悲的人性和人生。在她近期的小说中，这种“反高潮”以一种更加普泛和沉实的面貌呈现出来。在某些作品中，它几乎不是作为一种技巧而是作为底色而存在。一面是对庸碌现实和市井生活的细绘，一面看到人物在乏味无趣中的“小挣扎”。每次结果带来的不是“冲突”和“戏剧性”，而是对“挣扎”的自我消解。于是，人物永远在不彻底的努力和本能之间徘徊。这个过程本身便充满了弹性和张力。
    《蜻蜓点水》可以称得上是“老年题材”，但是它并没有聚焦于“老年”中常见的体弱、病痛、“走了”等命题，而是从中过风的老曾与老霍的“早安问候”写起，铺展开老曾退休后的种种不甘、烦闷与小“心机”，以及他所目睹的一个面瘫的中风患者老宋的日常生活。自老宋中风后，他家人朋友一概不要，只要一个还称得上“年轻标致”的49岁保姆小吴伺候。可是在老曾看来，这个走路时总是将胳膊压在小吴鼓鼓囊囊胸部上的老宋头不但不懵，“简直就是个老流氓”。当小吴被老宋的遗嘱气哭、老霍久久失去联系后，老曾的生活也陷入了一片黯然。他唯一的念想便是半个世纪前初恋情人何淑贤那“两包鼓鼓的胸脯”。老曾换了一个地方晨运，一个“年轻”而白净的60岁女人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趁女人不注意时，“蜻蜓点水”般地迅速碰了碰她那只“鼓鼓的胸脯”。“老年生活”给小说铺上了一层枯寂的暗影，当青翠时光被岁月一一抽走时，“人”的本真便彰显无遗。老曾生活中关于女人胸脯的那一点点“小挣扎”无非是证实欲望的一种方式，欲望还在，生命力便还在。不过，那鼓足勇气的一搏最终也在女人的呵斥声中耗尽了力气。一切的回忆和念想都是虚幻，如同老霍想象中的“彩虹桥”并没有出现，老曾最后看到的只是一座丑陋的银灰色无脚桥。
    《蜻蜓点水》没有一个首尾相贯的故事，只是通过老曾的视角松懈地营造着老年人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凄凉。这里头有清浅的调侃，也有暗含悲悯的比喻，比如形容肠胃感冒之后的老曾“像一个白头老宫女，坐在家里东想西想”；老曾妻子陈莲英的外号叫“立几”（立体几何），性格也很“立几”，“硬梆梆，四方方，不小心能让人磕出一块‘淤青’”，两个人磕磕碰碰过了一辈子；还有老霍老曾围绕小吴“大胖屁股”不怀好意的“吃豆腐”……。这些带着善意的观察和调侃无非指向一个残酷得近乎狰狞的事实：“老年”生活不一定充满温馨和关爱，不一定儿孙绕膝，颐养天年，它很可能会让一个曾经的好人堕落，“现出原形”。老曾老霍老宋所遭受的身体和心理上的“老年病”，并没有带来他们对世事的宽容和同情，而是“病变”成了对“年轻”和“生命力”的疯狂攫取，即使只是想象和猥琐的举止。也许，黄咏梅所慨叹的，便是这种人之终老时的委顿与寂灭。可怕的不是“老”，而是“老态”。在这样的“一地琐碎”中，“反高潮”便是一种注定的写作姿态。面对这类让人惶惑的终极命题，作家的淡然和冷幽默犹如一缕清音。一种高于生命衰朽和腐败的姿态真是超脱。
    即使是在那些充满了“伏笔”和精彩博弈的小说中，作家也喜用“反高潮”笔法，比如《旧账》。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销售人员的生活，他和搭档阿年一起公关，屡有斩获，业绩不菲。关于销售这种充满人情变数和经济指标的生活，不知可以写出多少热闹来，但黄咏梅要的不是这份热闹。从“我”貌似小康的“销士”生活里，逐渐显露出一种无法弥补的破绽：那就是“我”和老父亲的关系。我们从小说中隐约知道“我”和搭档的业绩成败与“父亲”的故事有关。在一次“客户情绪互动”失败后，阿年提出要修改“我”和父亲的故事，由此引出那个深埋已久的真实事件。原来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一心一意想出外打工，厂家需要1500元的押金。为了攒够这笔钱，母亲没日没夜地编鞭炮，后不幸被炸死。这笔“旧帐”成为“我”和父亲之间的死结，同时也为“我”的销售生涯平添了几许成功的把握。它在多个场合夺人眼泪，顺利签单。人去情迁，却温暖着“我”的现世生活。当这个故事过于陈旧不能引起客户兴趣时，在阿年的建议和操作下，它被修改成了“村长占地，辗死母（父）亲”的故事。由于这些故事迎合了人们对于官僚、体制和政府的不满，它极大地调动了客户的情绪。靠着“父母双亡”的故事，“我”和阿年拿下了一个个难啃的业务。
    这样的故事很容易走向“证伪”的结局，这也将是很有戏剧性的一幕。然而，作为“反高潮者”的黄咏梅，显然并不想让它按常见的戏剧冲突那样进行下去。她以一个更大的无法解决的“矛盾”不动声色地消弭了父子之间长达数年的恩怨。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由于村子里的土地被某高尔夫球场占用，父亲作为公选的代表，带领几个乡亲到省政府门口静坐抗议。“我”的劝说、接待和卖力的找记者帮忙等行为使得和父亲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那段横亘在父子和岁月中间的伤痛往事似乎烟消云散。在“反高潮”的安排下，《旧帐》的故事指向被改变了，它不再是单一的“父子矛盾”，而是指向了贫困、亲情和城乡分化等当下社会现实。这种写法改变了读者既有的阅读经验和审美体验，从而带来一种“陌生”和“惊异”感。这种阅读视野的变化正是文学最重要的本体功能之一，因为它能够使人们摆脱惯性的阅读实践和生活经验，获得对事物的全新感觉，从而打开一条面向未知的经验之路。
    如果仔细留意的话，可以看到黄咏梅的小说几乎都是“反高潮”的，她会将传统叙事中可能出现的戏剧化冲突进行淡化或变形处理，从而使故事走向一个个新的层面。在《家宴》中，作为初恋情人的徐惠玲和夏路生并没有“鸳梦重温”或因之引来家庭纠葛，作家将“初恋故事”与经济发展和人的命运变化紧密相连，呈现出大时代背景下“情感”的另一种走向；在《达人》中，丘处机的“武侠”之心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实际变化。在“残疾”之后，他的“武侠伦理”也被强大的现实“招安”了。“武侠世界/现实生活”的“飞扬/低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头有一点淡淡的嘲讽，但更多的是作家看到人生灰色之后的温和戏谑；在《何似在人间》中，“抹澡人”廖远昆在终结人间爱怨之后，也给自己抹了个“澡”：淹死了。作家并没有直写廖远昆在小青死后的失态落魄，只是通过这个悲剧结局暗示了人在被祛除所有念想后精神的灰暗和变异。这种“反高潮”笔法，使作品的内涵和境界都大为拓宽了。
    在黄咏梅的叙事视野里，经验在不断地修改着日常伦理，它是重要的但也有“蒙蔽性”，因为经验有可能是雷同的。因此，作家要做的就是将自己置身于每一次的经验河流，以其“存在”让每一种经验变得“丰饶多味”。只有这样，小说才能“对抗经验的重复”。我想，在她选择的“反高潮”里，也许就蕴含着对重复、乏味和无聊“经验”的“对抗”。她所设置的“化冲突为平淡”、“改戏剧为日常”等情节，将她与一种纯粹追求“好看”和“奇化”的叙事方式拉开了距离。
    在这样的时代，黄咏梅的书写是“非典型性”的。当我们大多数人都趋向于从俗世中攫取轻松哲学和利益价值时，一种超越俗世的努力显然是孤独的。在《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中，叶芝如是写道：“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不是“人”的“枯萎”，而是那些枝叶纷披的青葱岁月确已不在，但它们换来了智慧和思考。随着岁月的流逝，黄咏梅对于大“俗”生活的热爱未改初衷，但却更加坚定了“精神的冷”和“内心出走”。像她这样的人，一旦看清了“俗”对于人的侵蚀，就无法不感到一种彻骨的荒凉与寂寥。在她看来，如果不能提供一种“反俗”的思索，“人”将只能是被抽空的“物”的存在。她要在庸常俗世与某种精神向度之间搭一座桥。她的小说所显示的，便是这样一种艰难的努力与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