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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尔·科特金认为，只有英国人，才具有强烈的世界帝国理念。他赞美伦敦不仅以“壮观的教堂、华丽的宫殿和景致优美的公园，以及国家的宏大为自豪”，还“创立了充满活力的经济机构，用于掌控和管理日益扩大的世界经济”，并且很早就“具有作为伟大城市支柱的至关重要的道德意识”。总之，“如同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伦敦做好了领导和改善世界的准备”。 但是，更为重要的“演变”，是新型工业城市在英国的兴起。乔尔·科特金指出:这些“城市中心的突出特征是主要依靠大规模的产品加工”，由此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的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是新的城市化革命的开端。然后就是美国继英国，执世界城市化发展之牛耳，工业城镇“以超过英国本土工厂的规模蓬勃发展”，最终“转变成了大城市云集的地方”。 问题在于，“新型的工业社会可能创造史无前例的财富，但是，这是以牺牲基本的人类价值为代价的。……工业城市缺乏宗教空间或者强大的社会道德约束，只有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关系’”。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贫民窟、犯罪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这些城市。于是，人们希望再建立一种适合生活的新型的城市，希望“把城市变成‘世界上所有美好、健康和令人亢奋的标志’”。这种应运而生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就是“分散、多中心和大规模郊区化”。在伦敦，“最初，只是富有的城市居民迁移到乡村。在十九世纪，越来越多的成功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汇入了向城市外围迁移的浪潮”；“郊区连着郊区，如同一根绳子上的五十头洋葱”。这种“郊区化”，不仅在英国的城市化中普遍发生，整个西欧的城市化也同样“郊区化”了。 郊区化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以二战以后的美国为例，乔尔·科特金引用刘易斯·芒福德的批评:郊区化抽取了老城区的精华；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和企业迁移到城市郊区，郊区正在把城市由创造性的中心，变成令人唾弃的“杂乱无章而四分五裂的城市集合体”；“白人、中产阶级大量移居郊区，使郊区和城市之间的隔阂日益扩大而引起的社会危机，有分裂国家的危险，并且加剧了中心城市的恶化”。 意味深长的是，乔尔·科特金特别指出，那些曾为殖民地国家的“城市的巨大扩展并没有促成财富和权利的相应增加”，“许多大城市在持续的经济停滞和社会政治功能失常中变得更加庞大”，丧失了“它们作为现代和历史发展的发动机的功能”。而犯罪和普遍的无政府状态，导致这些城市中基本安全感的丧失。有的地方，某种“文化上的转型”足以侵蚀“促成文化认同的决定性力量”，从而“把一个逐渐被西方环境异化了的人口抛弃在现代社会的后面”，“被异化的、贫困不堪的城市居民，就像欧洲十九世纪的工人阶级一样，对极端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感兴趣”，成为“社会的定时炸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乔尔·科特金还这样评价道:“过去，城市的规模有助于使城市成为内陆腹地的经济主导，而今天，大多数人口密集的巨型城市，如墨西哥城、开罗、拉各斯、孟买、加尔各答、圣保罗、雅加达、马尼拉等，其规模与其说是城市优势，毋宁说是城市的负担。”反倒是一些“小型世界性城市，如卢森堡、新加坡或特拉维夫，它们的影响往往超过了人口在一千万人或一千五百万人、无规则蔓延的巨型城市”。他还自信地说，诸如“伦敦、纽约、东京和旧金山等城市，实际上已经度过了困难期”，“西方文明和西方城市都没有”“表现出任何衰退的迹象”。他强调:“为了避免繁荣期短暂的缺陷，城市必须要注重那些长久以来对形成商业中心至关重要的基本因素。”“一个成功的城市不仅仅是新潮俱乐部、展览馆和酒店的所在地，也应当是专门化的产业、小企业、学校以及能够为后代不断创新的社区的所在地。” 乔尔·科特金最后以“神圣的地方”为题，来结束他对于“全球城市史”的讨论。他说:“一个伟大城市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所产生的那份特殊的深深眷恋，一份让这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最终必须通过一种共同享有的认同意识将全体城市居民凝聚在一起。”“在一个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城市必须争取将道德秩序与调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相结合。” 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规模的城市化，关系到中国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的综合竞争力。这本《全球城市史》，也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毫无疑问，这本《全球城市史》是以西方中心论为主导的。他所要传达的，就是诸如公民责任、爱国主义、世界理念、道德目标和宗教信仰，在全球城市化中的主导性和神圣性。在他看来，这是西方的优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