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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城市的起源，大都有宗教上的原因，是乔尔·科特金最为强调的。苏美尔城市文明，以及后来出现于这一地区的巴比伦人、亚述人和波斯人，都把他们的神庙建于城市中心，以示与神密切相联。在埃及，虽然城市的生活“以王室为中心”，但它的文明仍旧是“以宗教为中心”的。印度文明也是“神权统治在城市运作中扮演支配角色”。在中国，“神庙、宗庙以及统治者的宫殿耸立在城市中心，统治者希望通过抚慰诸神来规范自然万物和众生”。在美洲，“最早期的城市中，宗教的优先地位更为显著”，“墨西哥、秘鲁和美洲其他早期文明建成的第一批城市也是将宗教建筑置于大都市中心的心脏地带”。在乔尔·科特金的心目中，“世界各地早期城市的建造者中，存在着某种‘心理一致’的现象”。 对于城市的历史，乔尔·科特金还特别强调商业与帝国理念的关系:“在古代世界里，为商业而设计的都市远远逊于为了征服而建造城市。建基于利润和狭隘自我利益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远不能抵抗帝国的理念。”他因此批评腓尼基商人阶层狭隘的本土观念，使他们在“远离本土建立永久基地时，他们也只是倾向于建设一个新的独立城市”。他还批评迦太基人“缺乏扩张所需的更明确的使命感和原则性”，“没有试图去建成一个统一的帝国”，“固执的商人本性导致了其衰落”。总之，如果城市为了追求利润，而没有远大的帝国理念，是必然要衰落的。比较而言，乔尔更欣赏希腊人的“公民精神”——公民理应是“国家的主人”；认为它正与希腊文明“孕育出一种积极主动的城市意识”有关。他所惋惜的，是这样的“公民精神”和“城市意识”，也只是使希腊在对外扩张上更具暴力倾向；“希腊人从来没有产生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或者政府架构，无法在他们中间形成稳定的联盟”。 是亚历山大的世界帝国理念，给希腊的“城邦的独立性以最后一击”。乔尔·科特金因此写道:“亚历山大形成了与波斯居鲁士相近的帝国视野。他试图建立的不是一个被征服民族所组成的帝国，而是一个所有种族的共同体。”而在这一世界帝国的理念下，新建立的城市，超越了种族的界限，犹太人、希腊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共同生活，成为“希腊文化的超级熔炉”。可惜的是，亚历山大死后一个世纪，这种国际化的尝试，就因为种族和宗教的冲突，以及腐败和宫廷阴谋，破坏了经济的发展，开始走向失败。之后，就是罗马城市帝国的兴起。乔尔·科特金称赞了罗马城市的建设，还非常高地评价了罗马“天才的行政管理能力将城市保障发展到了一个空前水平”，并指出“帝国本身发挥‘城市单元的联邦’的作用”，是把“早期居鲁士和亚历山大构思的世界性帝国理想转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其实，乔尔·科特金关于城市的神圣、安全和繁荣的论述，是从城市历史中抽绎出来的关于城市的“理想类型”。其中最重要的，是与这个“理想类型”中的“神圣”一词相关的诸如公民责任、世界（帝国）理念、道德目标和宗教信仰等问题。他关于全球城市史的讨论，主要围绕的就是这些问题。 他是这样来叙述全球城市近代以来的发展的。 当罗马帝国衰亡后，西方的城市没落了，而让位于伊斯兰和东方的城市；但是，教会却“孕育了欧洲城市复兴的一线希望”。在意大利，“教区的结构被看成是城市和公民权利的基础”；“自治城市和新兴的资本主义一起成长”；市民“对利润的狂热和对他们的地方的爱合二为一”，“渴望接受长久以来被放弃的公民民族主义的理念”。但是，诸如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意大利城市，同样也缺乏世界帝国的理念，而仅仅热衷于“为自己和他们的城市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所以，当它们“变得更加富有时，就逐渐丧失了城市崛起的坚固基础——城市内部的凝聚力和强烈的市民精神”。继之而起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却在世界的帝国理念感召下，开始了对“新世界”的征服，使“对世界贸易和城市未来的控制权不再被阿拉伯人、中国人和其他民族所掌控”。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城市化的水平大大提高。至十七世纪早期，荷兰的半数人口居住在城镇和城市，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现代商业城市。而荷兰的成功，一方面是加尔文教教义“帮助城市培育了以贸易和商业活动为中心的市民文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广大的多元化人口”和“诸多教派都可以在那里和睦相处”。荷兰的“商业活动与多元人口结合，为艺术、技术和哲学的大胆创新营造了一个理想的氛围”。“荷兰的城市不但容许公开探索和创新，而且也在它们的大学、科学团体和出版物中培育这种精神”。“实践证明，这种进取精神对城市的成功至关重要”。可惜的是，荷兰也没有将这种世界理念坚持到底。荷兰资本家最终还是“选择成为食利者、土地和股份投资者，而不主动进行新的商业冒险”，以至于1664年，几乎没有任何反抗，就将新尼德兰（纽约）拱手让给了英国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