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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长的序言推而广之，其实这30年共和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就是由各种各样的民间记忆汇聚而成。民为国之本，民间记忆也为国史之本。 由六大卷《日志中国》，可以引出一个很老的话题:新闻和历史的关系，新闻从业者和历史记录者的关系。其实，新闻和历史是硬币的两面，昨日的新闻就是今日的历史，今日的新闻，必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凡优秀的史家，必须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表露得很清楚。而一个优秀的新闻从业人员，必须要有为后世留下真历史的责任感。作为报人和史学家杰出的两栖者梁启超，曾说过:“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的精神。” 中国是史家传统非常悠久的国度，但由于秦以后，清以前，皇权专制程度越来越加强，秉笔直书的史家风范越来越稀薄，到明清不可能有司马迁了，连私下记笔记辑录成野史也要冒着“文字狱”的风险。于是，国史真的成了皇帝起居注和文武权臣形状的汇集，国史越来越不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只有现代新闻业在中国兴起后，优秀的报人又和司马迁时代的史官传统重新对接。所以我们现在翻看新闻前辈的作品，那些粉饰太平的新闻哪怕写得花团锦簇，也如泡沫一样早就消失了，能留下的作品一定是写作者有着史家精神，忠实客观地记录，并对人类的命运有种终极关怀。而一些优秀的报纸，在报道当时的新闻事件时，也自觉地担当梳理、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如王芸生在《大公报》上连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至今这套书仍然是研究中日关系的案头必备。 作为一个刚刚告别新闻生涯的前记者，我当然知道，记者有形形色色的，其中不乏混日子的。我检点自己的记者生涯，也很惭愧，几乎没有写过能有历史价值的报道，不过我尚有某种自觉，即使不能发表，我也详细地将9年多记者生涯中所碰到的人与事记录下来，我想我这个小人物的记录，或许会成为历史的边角料。而我作为记者的职务写作，见诸报端的，和多数同行一样，其实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仅仅是一些政策的生硬宣传和诠释。 《新京报》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供职其间的记者，在这样的平台里，得以将目光投向民间，投向更多的普通人。他们有许多在全国有影响的深度报道及时评，几乎都关乎民瘼国运。事实上，不关注普通人生存状态而声言关注国家实力民族荣耀这样的大命题，这种关注是虚假的。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没有普通人的权利保障和生活幸福，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稳定从何而来呢？如果今天的新闻从业者，还把主要精力放在写起居注上，不亦悲哉! 因为《新京报》有着优秀的新闻文化，所以在推出“日志中国”这种很容易被看成应景宣传的系列专题，便显出高卓的格调。这些报道中，当然有庙堂之事，但更多的是关于民间社会的记录，如柴米油盐的价格，年轻人的服饰变化，个体户摆摊开店等等，即使是写庙堂之事，也从普通人关注的视角切入。 谢谢《新京报》的记者编辑。他们的社长戴自更说:“难为这些80后出生的编辑记者。”他们多数人在改革开放大幕拉启时还没有出生，或者可以说，他们就是改革开放催生的儿女。但他们却能在系列报道中呈现出厚重宽广深邃的史家情怀。因为他们首先是优秀的新闻人，忠于事实，有社会责任感。新闻人和史家的魂是相同的！ 六卷本《日志中国》虽然价格不菲，但它的历史价值将在以后的岁月中被证明。 相关链接： 蒋方舟：《日志中国》既有宏大叙事，又有小表纹 日志中国之1月1日：1988年以前部委领导要上天安门都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