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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似乎把农民工的这种大面积的流动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传统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经济学现象。由此，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农民工的流动，而不是迁移，是中国农民的某种市场选择，甚至是理性选择。盛来运先生显然不认同这样的判断，他试图用经济学的分析，证明中国农民工的流动而不迁移，可能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是一种政策层面的对城市化的抵制，而这样的抵制，显然是以牺牲农民工的自由权利为代价的。 最为醒目的人口歧视现象 现在，我的手上就有盛先生的《流动还是迁移》。盛先生显然是个实话实说的人，开篇就道出了实情: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却走了一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道路:优先工业化，抑制城市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通过无偿占有农业积累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人民公社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配合下，农村劳动力被长期束缚在有限的耕地上，不能流动，不能参与工业化进程，更不能分享工业化的成果，结果本已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得到强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显然，这种对农民的政策性歧视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是一种常态，即使在改革开放近30年之后，这样的局面也只是有所缓解，并没有得到制度性的纠正。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偏低是明显的事实，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率，违背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率要高于工业化率的基本规律。同时，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化率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出现了一个与一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相反的过程，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由此，中国农民工每年大面积的流动而不迁移，就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醒目的经济学现象，同时也成为最为醒目的人口歧视现象。 放眼国际上多数国家，他们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过程，基本上是统一的。农村劳动力一旦流入城市，就自动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安居乐业。他们的流动过程是:外出———留城。这样的人口流动迁移链中，间或可能发生劳动力回流的状况，但并非是出于迁移的制度性障碍，而是一种基于个人的其他因素的考量。 但今天的中国农民工显然不一样。劳动力外出了，不一定在城市里留下来，经过多次回流，辗转反复，也很难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所以，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他们不能轻易放弃农村的土地和房屋，也不能随便拖家带口，许多无形的或者有形的枷锁限制了农民工的创业自由和迁移自由。城市只是他们工作的场所和暂居地，城市居民身份是可望不可即的。他们的流动过程是这样的:外出———回流———再外出———再回流…… 毫无疑问，这种简单的生活轨迹和工作轨迹，正在被中国农民工年复一年地简单重复，其间包含了多少令人沮丧的故事和心酸的感伤，也包含着多少无奈。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仅仅以每年流动的农民工人数来计算，如果参与到这种简单流动的农民工为1亿人，每年每个农民平均花掉的交通费是500元，一年中耗掉的农民收入就是500亿。大家知道，在城市中最低工资人群，正是这些远道而来的农民工。有人针对农民工纷纷将他们辛苦积攒的工资邮寄回农村兴建房屋的现象做过统计，假如一个农民工将3万元邮寄回老家盖房子，则这是一笔高达3万亿的投资。众所周知，今天农民工的主要生活工作场所已经是城市，所以，他们在农村投资修建的房子，80%处在一种闲置状态，既没有有效使用，也不可能流通。因为在政策看来，农民自己修建的房子，是一种典型的小产权房，不能进入流通领域，没有流通，就意味着广大的农村，没有一个明显的房地产市场。 这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且是对农民工收入的一种政策性浪费。政府锁住了城市的大门，同时也锁住了农民在城市里投资消费的通道，逼迫农民工回到农村进行附加值和使用价值极其低廉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由此，农民工的辛苦劳动价值再次因为政策歧视而贬损，而城市的发展，城市整体的消费能力，尤其是拉动内需，再一次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