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人的衰落 现在有智者贤人哀叹，公共精神沦丧，公共空间崩坏，大家都不关心超出私人领域之外的问题，具有公共关怀的公共人不复存在。桑内特教授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以这个题目写了一本《公共人的衰落》，回应了这种批判。台湾译本作《再会吧！公共人》，表明公共空间并非不断毁坏，而是发生了改变，成为另一种公共空间，公共人在另一空间重聚。以旧视角观之，原本形态上的公共空间当然不复存在，人也都不见了。 按照桑内特的说法，当时一共有三种研究“公共空间”的学术理路。第一种以哈贝马斯为代表，自下而上，从社会的现实结构来探讨公共空间的可能；第二种以阿伦特为代表，自上而下，从形而上的政治美德来呼唤公共空间。桑内特自称介于两者之间，更贴近、更具象地研究人们对公共空间的“感觉”。 在我看来，这几十年对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变得热闹起来，已经涌现出更多的学术理路。但是讨论社会问题，只可能有两种学术态度。简而言之，一种是医生的态度，一种是病人的态度。社会作为一个自我组织的有机体，很不幸地、同时也是注定地罹患重病。哈贝马斯和阿伦特都是当代大哲，自恃聪明，为病态社会开出药方。桑内特则要谨慎很多，相信自己不过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病，吾亦病。根据切身感受指出社会的病灶，认为这才是社会学家可能尽到的职责。 公共空间有时拥有具体的物理空间形态，有时则取其衍生含义，将各种媒体也包含在内。但无论哪种公共空间，都不是脱离我们生活而自然存在。它的形成，除了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和众人的参与之外，还需要附加不同个人对这个空间的准确认知和理解。建筑史上有许多这样的失败例子，建筑师精心设计了宽敞、明亮、环绕绿化的公共空间，可是人们并不愿意像被参观的猴子一样呆在那些空旷、突兀的地方。与之相应，也没有店铺愿意开在那种无人逗留的地段。久而久之，原有的公共空间设计反倒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小偷、妓女和流浪汉的天堂。 与之相反，很多设计最初并没有公共含义，但却在运营过程中被大家自发地认同为公共空间。许多中国孩子都有多年来在肯德基和麦当劳做作业的切身体验。事实上，这并非完全因为孩子们认同那里的食物，很大程度倒是家居狭窄、易受影响而不得已的选择。相形之下，这些快餐店是街头数量最多、价格最低、环境最整洁、食品质量可接受且不干预孩子们吵闹的最适宜地段。孩子们的集体选择，成就了这些快餐店，使之成为中国现代特有的公共空间。 写作《公共人的衰落》时的桑内特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但是这点对他毫不新奇。他研究过古希腊的建筑，早就发现同样的道理。在那个时代，古希腊居民的住所都十分窄小，而且往往朝向不好，阴冷背光。城邦的男性公民除了睡觉以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共场所度过，所以他们的公共建筑都十分壮观。公共空间的壮大与私人空间的萎缩，很难界定两者的因果关系，但无疑这一建筑模式直接影响到古希腊的精神。 古希腊广场上公开的意见交流，塑造了最初的公共人。柏拉图说过，一个理想的城邦，人口不应超过五百人，否则人们就难以充分地分享共同的体验和意见。希腊的公共建筑或者空间往往是圆形，暗示着它没有严整秩序。但是圆形就有圆心，演讲者在这一点上发表影响全场的演说。 希腊的建筑如同他们喜欢裸露身体一样直截了当，虽有装饰却无掩饰。桑内特说，我们甚至可以从视觉与听觉两方面来审视希腊人的建筑。从视觉效果来看，建筑首先分成私人建筑和公共建筑。公共建筑多半又可以分为开放和封闭的两面。公共空间就如同人的裸体，具有最高的荣誉感。至今，希腊人仍然为他们曾经自由、公开的民主政治体制而感觉自豪。从听觉效果来看，数百人集聚的半封闭空间里，在圆形剧场所有人目光集中的圆心焦点，用动人的情绪演讲动人的话题。这种声音、这种热力可想而知是多么剧烈。希腊人把剧场造成圆形，只是为了让所有人的热力聚为一点。伯里克利提出，权力应该置于全体人民、法律之前，言语、行动乃至建筑设计都应该与这种民主思想保持一致。 相形之下，罗马人少了几分自信。维特鲁威的研究表明，罗马城有着明确的中心和规则的四边，是那种和苏美尔古城或者长安古城一样的“方格设计”。据维特鲁威说，这一切都在模仿人体。因为人体各个部分都是对称的，所以建筑也应该在比例和对称上达到和谐。哈德良皇帝最信这一套。他命令万神殿上面用圆顶，地板则铺成棋盘一样的格子，两边的壁龛也遵循对称和谐的原则。 希腊人无需这种几何想象，只要看看自己暴露的完美身体就行。罗马人小心谨慎，从法律到政治，从身体到法律到建筑，一切都要遵循线型的想象和周密的计算。可即使这样精心的设计，也无法挽救帝国的衰落。万神殿在建成五百年之后落入异教徒即基督徒手里，变成了教堂。万神殿犹存，罗马人的帝国却早就灰飞烟灭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