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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报纸的魅力也是源于专业的新闻报道。我以前做报纸的时候，可以为了调查一个事件花上一个月甚至更长，现在的记者薪水低、压力大，有时候三天就得写一个大报道，所以质量不如以前了。我常常开玩笑说，现在人如果想当好记者得有个好爸爸或者找个有钱的丈夫或妻子。 目前的伦敦有七份日报和许多免费报纸，竞争非常激烈，大家都得努力工作，给读者一个买你报纸的理由；同时这种竞争也很健康，是独立评论诞生的土壤，同样报道一件事情、评论一本书或一场音乐会，每家报纸发出的声音都不同，这可不是什么企业、出版社、经纪公司给个红包就能搞定的。 英国人的阅读率还是很高的。 诺曼:是的。我每次乘地铁的时候，都会观察周围的人。据我粗略地估计，十分之四的人在看书（不管是傻傻的浪漫故事还是其他什么通俗读物），十分之三的人在看报纸、杂志，还有十分之三的人在看电脑、打游戏或者睡觉。地铁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会让人感到压抑，如果有一本书，就能让你暂时逃离，忘掉周围的时间和空间。 《纽约时报》提倡所谓客观报道，您怎么看？ 诺曼:《纽约时报》是份糟糕透顶的报纸。因为在纽约没有什么竞争，他们根本没有动力去挖掘新闻，总是谨小慎微，生怕犯错。当年我提前两个星期披露了洛林·马泽尔即将接手纽约爱乐乐团的消息，而《纽约时报》居然一直等到马泽尔上任的前一天，接到正式的媒体新闻稿时才发了新闻。反正他们很不喜欢我，一有机会就攻击我；而当我每次被《纽约时报》攻击时，就会暗自庆祝:我肯定又说对了！ 另外，我一直说，美国人所谓的“政治正确”简直谋杀了言论自由。有一次我批评了马友友与一帮“山地”朋友录的唱片，立刻有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文科教授攻击我“污蔑人”。我回答他说“山地音乐”的确是一种美国白人的乡村乐，我要批评的是马友友作为一个古典大提琴独奏家不应该成天跟民谣乐手混在一起。那教授恶狠狠地挤出一句:“你这是精英主义。”他找到了“政治正确”词典中最丑陋的一个。我做的不过是区分高级的音乐和低级的音乐、好的音乐和坏的音乐，他说:“你没有权利这样做，你这样是歧视，是法西斯主义！”我只好耸耸肩，如果一个评论者不区分好坏，那评论到底从何说起呢？ 美国的艺术评论不允许提及艺术家的肥胖、种族、性取向，我见过一个超肥的女高音被两个男中音推上舞台演唱马勒《第八交响曲》，而第二天的报纸评论只字不提这种骇人景象。是评论者想表现得有礼貌，还是编辑把如实的报道删去了？这也能叫客观吗？ 《纽约时报》的艺术版堪称政治正确的最高法院，他们有明确规定不能提及艺术家的“性偏好”——除非该对象已经“出柜”并且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而女同性恋更是绝对不能碰的话题。报纸上不会出现任何关于女独奏家、女指挥家与同性爱人生活的描述，因为这会引起人们的过度关注。我能理解在社会生活中强调政治正确的重要性，但如果艺术评论也要依此标准，还有什么独立性可言？ 坚持独立性谈何容易啊。 诺曼:如果没有一种公共对话的悠久传统，是很难凭空产生独立评论的。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就有公共对话的传统，如果再往前追溯，还可以一直追溯到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近代欧洲还有咖啡馆文化，文人、知识分子喜欢聚集在咖啡馆里谈天说地，催生了很多鲜活的思想。诗人彼得·艾腾伯格（Peter Altenberg）每天在中央咖啡馆（Café Central）写作，穷困潦倒的流放者列夫·托洛茨基可以七年如一日在中央咖啡馆策划革命，维也纳的格林斯坦咖啡馆也总是与阿瑟·施尼茨勒、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和卡尔·克劳斯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总之，公共空间和对话是孕育独立评论的土壤。 您的工作习惯是怎样的？ 诺曼:我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十二到十三个小时。我大概平均两年出一本书。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花百分之六十的精力写作，百分之三十的精力做广播，百分之十的精力做电视节目。这种多样化的工作是很奢侈的，而且我可以自由安排时间。 为什么做电视节目的时间这么少呢？ 诺曼:首先，电视节目的制作需要一个团队来完成，个人的独立意见到最后总是有一定的妥协，出来的成品肯定是折中的产物。其次，从某种程度上说，电视是个谎言。它总是先让人们看见图像，然后围绕这些图像去包装内容，任何对播放效果有影响的镜头都会被删去，最后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完美的谎言。所以我对做电视节目有严格的要求，我只做现场节目，而且编辑流程中的任何改动都需要得到我的同意，以确保最大限度的真实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