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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成功的秘诀是独家性、垄断性。而战时，新闻人要想获得独家消息，唯一的办法是对军界“公关”。于是，以《朝日新闻》的影响力，频频组织劳军活动、壮行会，曾几何时的自由主义意见领袖、报社的首脑亲赴“满洲国”拜会关东军的头面人物；凭借与军界的“良好关系”，殖民主义的铁蹄践踏到哪里，新闻社的支社、支局便开到哪里，从台湾而朝鲜，从“满洲”而南洋。在新闻媒体理应自觉保持的与国家、军部的“距离感”丧失殆尽的同时，新闻人不自觉地走上了与后者“一体化”的道路，战地记者和“笔部队”的作家们脱下西装，换上军服，像军官一样武装到牙齿；报社的社用机、飞行员被海军征用，作为回报，用海军提供的汽油，在前线与日本内地间空运写真菲林。直到此时，媒体人仍乐此不疲。很少有人想到，他们是在一条被称为“通往奴役的道路”上的被绑架者。 老牌自由主义大报为何转向 很快，随着败色愈浓，舆论弹压升级，军部和内务省的新闻检阅和对新闻媒体的压迫日益表面化，自觉协力如《朝日新闻》者居然也屡遭社论在付印前撤换，甚至撤换也来不及，被迫“开天窗”的异常状况。至此，新闻人开始感到战争的真实情况无从报道、公开的矛盾和压抑，但为时已晚。随着“通稿”式“官制报道”的日常化，连不同媒体间独家消息的竞争都不存在了，报纸完全成为军国的“喉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战争末期，《朝日新闻》的社员与社屋一并被军需产业征用，为印刷制版而开发的技术，被转用于军用飞机设计图的扩大、复制；以东京本社的摄影部长为首脑，在位于名古屋市名东区的“中部总局”所在地，设立“航空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名古屋工场”，代号为“护国第4476工场”。战前的反战舆论重镇沦为战时的兵器制造基地，历史的嘲弄确实够狠。与狼共舞的新闻从业者们，被剥夺的不仅是新闻专业精神，连新闻职业的饭碗都被端掉了。对此，本书作者归结为，“要笔，还是要生活，这是作为新闻媒体要有所觉悟的问题。” 事实上，《朝日新闻》之所以以“满州事变”为拐点，摒弃此前的自由主义和平道路，突然在社论中变调，实现向所谓“国益拥护优先主义”的支持战争的编辑方针转型，其实恰恰是与报社首脑们的捍卫从业记者的生活、做“好报纸”的主观愿望分不开的。唯其如此，出于对军部压力下发行数量减少的不安（及对扩大发行的期待）、对孤立于大众的精英主义的恐惧及对“满蒙权益拥护论”的暧昧立场，让这家老牌的自由主义大报在危急关头“华丽转身”。这与其说是报社高层对经营战略的误判，不如说是历史的吊诡。所以，战后被占领时期，先有报社的记者工会要求追究报社高层的战争责任，从而掀起被称为“社内革命”的社内民主化运动，后有报社首脑遭美军当局整肃，黯然下台的一幕。 回过头来看，截至“满州事变”前夕，《朝日新闻》作为“自由主义”报纸，尽管主张以裁军、普选权、国际协调为代表的“和平主义”路线，但在当时被看成日本最大“国益”所在的满洲权益问题上，则始终持暧昧的肯定立场，基本不脱“对内宪政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套路，与铁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实已然拉开了距离。正由于这种学理立场上的内在矛盾，一旦政府、军部方面有何风吹草动，报纸经营受到某种压力，轻易便放弃原来立场，改弦更张。而即使在转向后，按绪方竹虎等报社首脑原来的意图，仍然幻想一面与军部构筑和谐，一面以此为依托，试图保留些许批判、抵抗的萌芽，伺机东山再起。但如此首鼠两端的文人小算盘，显然跟与狼共舞的主旋律太不合拍，且对诸如介入的深度、罢手的时机、何时反守为攻等问题，既无战略性通盘考量，也缺乏对抗的勇气。共舞的结果，只有被“狼”牵着，走向“通往奴役的道路”。 战后，出于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更由于冷战和基于冷战需要的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型，与德国战前、战时的报纸遭悉数废刊的命运不同的是，包括《朝日新闻》在内的日本主要报纸，经过短暂的整肃，均得以保留。《朝日新闻》也在反省其“战争协力”的不光彩历史的基础上，实现了“重新出发”，并以彻底反省、批判侵略历史，坚决捍卫民主主义普遍价值的主调，再度成为战后日本社会的左翼舆论重镇。此番烛照历史暗部，挥刀自宫式的反省，纵然其深度和成果有待检讨，但其反诸求己的决绝姿态本身，尤其是从逝川中抢救正面临湮灭的战争历史资料的艰苦作业，无论如何值得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大众传媒的百年老店，从战前到战后不止一次遭保守派军人和右翼分子血洗的报纸，不但担得起读者的敬意，而且值得人们阅读并继续阅读下去。（来源：南方都市报） 相关链接： 往事：《读卖》倒戈，日本第一大报检讨战争责任 白岩松专访：读卖新闻总裁渡边恒雄 书评：靖国神社里的“牺牲”逻辑 朝日新闻自我解剖：自由媒体如何沦为战争协力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