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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政策，英国人通常会花十几年的实施时间，来让政府和民间互相适应对方的底线。”陈云说。“你看，1962年香港大会堂启用，市政局开始主办和资助演艺，1977年政府推出艺术发展的七条措施，中间就是十几年的时间。” 这种英式经验主义，为英国带来的改变在今天看来，其成效有目共睹。我们触手可及的《哈利．波特》、英超联赛、珍奥斯汀热……都是这个国家依靠创意文化转型成功的冰山一角。在陈云看来，这背後有英国人十多年的耐性。虽然具体推行创意工业及文化更新政策的是97年上台的贝理雅（Tony Blair）新工党政府，但在其上台前的马卓安（John Major）政府就开始推出“清新英国”（Cool Britannia）运动，用艺术、流行文化与文化明星来刷新英国的古老保守形象，以文化概念更新旧工业城市，拥护多元文化。积十年之功，使英国重新绽放活力。 “这个过程开启的最明显象征，”陈云说：“就是已故的戴安娜。” 文化政策与经验主义共存 但是，陈云一方面推崇这种“摸索”的经验主义施政风格，一方面又在书中呼吁香港政府应提出明确的文化政策。“香港的公共文化行政组织源自历史累积和行政权宜，没有发展出一套理性化的文化行政架构。政策方面，除了一些短期工作计划和总结纲领之外，过去的香港政府从未公布成文的总体文化政策。” 这两种观点，不是相互矛盾吗？ 陈云解释说，文化政策的提出和经验主义施政各有所需。“文化政策为什麽必须提出？97年香港回归中国，香港人的国民身份和香港的城市文化形象都要确立，这就必须有政府的指引，必须有一个阐述，可以讲得很宽松，但文化政策一定要写出来。中国是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自身也在摸索中，香港可以是协助更新、复兴中国文化的一个地方，香港人在过去几十年受益後应有一种回馈的文化责任。” 至于经验主义，是具体推行文化政策时可以采取的方法。陈云说：“以具体形式落实于各项政策与措施上，在场馆建设、艺术资助、场地管理、文物古蹟保育等方面，经长时间形成一套行政准则。因为具体零散，文化界才可以在各项细节中与政府互动。最终互相信任，互相理解。” “文化诸侯”和“独立王国” 在关于西九龙问题的评论中，陈云认为文化界人士如果加入西九管理局，难免会出现为一己利益考虑的“文化诸侯”。可想而知，在文化界引发了“茶杯里的风波”。其实不只是西九，在他评价香港整个文化政策的实施问题时，都有一种对权力分散造成“各自为王”、政策不彰的忧虑。 在《香港有文化》书中，在访问中，陈云都提到“文化事权集中”的观点。从政府的文化艺术行政架构上看，管理文化康体、资讯广播的机构分属不同部门，并没有统一的专业型的文化局来调节各组，更谈不上文化政策的宏观视野。对此，他把这些机构形容为“独立王国”。 “文化诸侯”，“独立王国”，从这两个比喻看得出——文化事权由谁掌握、如何实施，在陈云看来，是个大问题。 古典到骨子里 陈云说话声音小，神情谦虚，态度淡淡的。他说权力应当明确清晰，说应把剩余权力放诸民间，说这才会有上下互动互谅；他相信非必要时“软权力”好过“硬权力”；他欣赏古代中国尊重民间传统和俗例的管理方式，肯定英国不急不躁的经验主义风格。从中，不难看到他个人的气质。 陈云本业是民俗学，博士学位在德国拿的。他说自己从民俗学中知道的是：“古代中国风俗志、地方志都是地方官员做的，目的除了记录就是管理。在德国，也有通过民间风俗和历史了解怎样管理一地的传统。” 无论他对当下的态度如何、评论中肯与否，骨子里，他是个带着理想主义和古典情怀的读书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