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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期间，聂华苓遭遇白色恐惧、母亲亡故、婚姻无救，用她的话说“活着，只是为了两个孩子”，直到遇到了美国诗人PaulEngle，这个比她大十七岁的宽厚男人。她和Paul的相遇也将彼此带到事业顶峰，使所在的爱荷华成为世界文学重镇。1966年，他们创办了“国际写作计划”。每年的9至12月，“国际写作计划”提供全部经费，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到这里从事写作，研讨有关文学问题。许多作家在此度过了令他们永生难忘的时光。1976年，二十四个国家曾联合推荐聂华苓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称他们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  聂华苓和Paul的最后合影 1991年，Paul在旅途中突然倒下，聂华苓的世界也天翻地覆，轰然倒塌。在他离世的十二年后，她在他为她做的奶黄色长条书桌上，“死里求生挣扎”着写下了三生三世的回忆。回忆止于Paul的离开。《三生三世》一书的跋中写道：“‘待续’吗？也许。”我以为《三生影像》会“续”下去，可是，没有，她说：“生活似乎是老样子，很生动，很丰富。可是没有Paul的日子，回想起来，只是一片空白。不写也罢。”物是人非，花已非花，不说也罢。 对往事的回忆，“人”是核心。《三生影像》中写得最好的就是人。书中最多的，是我熟悉或陌生的国内外作家们，这也是《三生影像》相比于《三生三世》新增的内容。聂华苓初次见国内的作家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挨过“文革”的作家们如“出土文物”一样逐渐浮出水面，书中的文字让我们看到那个时期他们的状态———刚从新疆回来三年的艾青，“头向陈明肩上一靠，开心得像个小女孩”的丁玲，“对中国现实多持批判态度，慷慨激昂，毫不留情”的吴祖光，和陈映真一拍即合的茹志鹃，“扎着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的”王安忆，戏称自己“以前爱上一个糖坊姑娘，没成，从此就爱吃糖”的沈从文。聂华苓的描述，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增加了一些掌故。 我相信在《三生影像》中出现的作家是经过作者精心选择的。不管是上述提及的大陆作家，还是台湾的陈映真、柏杨、杨逵，还是罗马尼亚的易法素克和卜瑞邦、伊朗的台海瑞、波兰的鲁思荻克和尤昂娜、西德的柏昂、匈牙利的戈艾姬、博茨瓦纳的海德、巴勒斯坦的卡梨菲、南斯拉夫的迪弥奇、捷克的哈维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遭受流放。 二十世纪是流放的世纪。聂华苓说，“隔离社会，或是家园，或是故土，或是政治主流，都是流放”，既有被迫的流放，也有自我的流放，如沈从文、卞之琳等后来都停止了创作。 至于，聂华苓本人呢，也是流放了一辈子。小时候，她是日本租界里的中国孩子，目睹租界公园门口挂着“狗与华人免进”的牌子；抗战时期，她是流亡学生，到处逃难；在台湾，她是大陆人；在美国，她是中国人；在中国，她是华裔美国人。流放，是她和这些作家的共同心理体验，也是他们交流的基础。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是国家和文学家的二律背反。可是，“国家不幸”并不必然成就某一个“诗家”。当聂华苓少年失怙时，当她抗战流亡时，当她被台湾警总列入黑名单时，当她痛失丈夫时，她都可以找个理由就此搁笔，沉沦下去。倘若这样，世上便少了一位杰出的华语作家，读者更无缘一读她精彩的自传。这点感悟当是我们读《三生影像》的另一重收获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