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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翠萍 □图书馆工作人员，广州 我在南京大学求学期间，恰好赶上这所学府百年校庆。当时，学校请了一批校友回校演讲。受邀作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余光中和聂华苓了。我轻飘飘地错过了聂华苓的演讲。后来，听人谈及讲座的精彩，难免懊恼不迭。两年后，在书店遇到她的自传《三生三世》，我自然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及至看到《三生影像》，我照样收入囊中。 聂华苓1925年生于武汉，那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她的父亲聂怒夫死于贵州行政专员任上那一年，聂华苓十一岁。家难连着国难，一年后，“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胜利后紧接着又是国共内战，流浪、逃亡和求学一起成为那十多年生活的主题。  1931年，我家在北平那年，不知是什么隆重场合，我和弟弟、妹妹以及两位世交大姐，摆着姿势照相。两个豆蔻年华少女，经过家国变故，已经作古。弟弟汉仲年仅二十五岁，飞行失事。只剩下我和小妹，远离故园，寄寓他乡。 1949年6月，作者拖着母亲弟妹到了台北，在刚刚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任文艺编辑，与雷震、殷海光等成为同事。我不禁舒了一口气，因为，像她这样出身的人留在大陆，即便逃得过“反右”，也断然逃不过“文革”的。岂料，她还是难逃另一张天罗地网。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实行戒严，而且整整持续了三十八年。那是一个充满“禁忌”的时代，偏偏《自由中国》一而再地刺痛台湾当权的神经。终于，1960年《自由中国》以涉嫌“叛乱”被封，雷震等人被捕，殷海光被幽禁，聂华苓也牵连进去。  和学生们在一起是最自在的时候 1960年《自由中国》遭封后，我完全孤立了。1962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邀我教小说创作。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徐复观继而也邀我教小说创作。我又见天日，和学生们在一起是最自在的时候。 作者回忆这些往事，感慨道“我从来不涉及政治，可是政治好像一直缠着我，政治真是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政治我才去了台湾，因为政治我去了美国，后来因为政治我又回来，被台湾骂成亲匪”（见《现在的作家没有前一代的深度了》，《南方周末》2008年7月24日）。这就是政治的力量，好像离自己很远，却实实在在地撩拨着个人的喜怒哀乐，影响着个人的生活轨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