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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与“明月” 《明报月刊》40周年之际，香港虽然出版有合订本，但是却没有做分类编辑的工作，因此对于“《明报月刊》文丛”的结集出版，香港方面也很支持。金庸专为文丛撰写总序《群星灿烂月华明》，其中提到《新民丛报》、《新青年》、《语丝》、《新月》、《创造》、《小说月报》和台湾的《文星》等前辈刊物时言道:“我们的作者包括了全世界的华人，方面之广，大概已超过了上述那些前辈刊物……”的确，但看文丛中所辑选，便已然“群星灿烂”了。 金庸本人便是“群星”中熠熠生辉的一分子，因为《明报月刊》及其姊妹刊物一脉，本就与金庸密不可分，很难分清究竟是金庸成就了《明报》系列刊物，还是《明报》系列刊物成就了金庸。“第一辑出版了《金庸散文集》，金庸的散文作品在大陆还是首次出版，填补了一个空白。”师永刚介绍。金庸是“明月”第一任主编，至今也仍然堪称“明月”的精神领袖。谈道“明月”的历任主编，师永刚如数家珍:“金庸之后有胡菊人、董桥、张健波、古德明、古兆申、邱立本和现任的潘耀明，这些人都是华语文化界很重要的人物。” 在《出入山河》中，有吴冠中、张恨水、黄永玉、吴祖光、舒婷等人与你寄情山水，足迹遍布神州大地直至亚非欧美诸大洲。虽然是游记小品，但其中以作者的见闻，折射出各个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历史、政治、宗教、经济的面貌。有动乱中的萧条，亦有稳定中的安详，自然与人文相形互见，情趣盎然。 在《茶酒共和国》里，黄苗子、郑愁予、王蒙、北岛、高晓声等人推杯换盏、酌酒品茗，文人中从来不乏病酒好茶之辈。郑愁予好酒，其所撰《酒·侠·诗》一文中写到，台湾有一“酒党”，诗人痖弦为其所作《党歌》中，开宗明义:“酒是我们唯一的饮料……”豪气干云，堪称绝唱。旅美作家苏炜笔下的《台北访茶》中，他对茶叶店老板娘说着北平话:“回不去，解馋。”丝丝乡愁，令人动容。 《大家大讲堂》较之另两册的闲适而言，则要严肃不少，所收文章皆为对谈体式，对谈者更是不同领域中的明星大师。余英时抚今追昔，彻解“学术自由”；李约瑟旁征博引，审视“中国与西方”。若好电影，从胡金铨、萧芳芳口中可以了解香港电影人的事业与生活；倘喜音乐，有傅聪、傅敏谈论的中西艺术和父子深情；或爱棋道，沈君山、吴清源的言论也许能让读者领悟黑白之间的文化根基和人生哲理；更有科学家陈省身、杨振宁，让读者一窥科学中的文化因素。 向学术精神致敬 “明月”出自《明报》，但金庸却强调，二者实为相互独立的刊物，“明月”除了名称上与《明报》有关系，立场和内容必不受《明报》干预。而用《明报月刊》这个名字，也只是为了说明，《明报》愿意为一份不赚钱的学术刊物所亏累。然而，“明月”创刊伊始，虽未为《明报》盈利，但却将其声誉提高不少——后来《明报》从一个颇重武侠、马经之类内容的市民报章转而为知识分子阶层所看重，“明月”可谓功不可没。 师永刚说自己一直很钦佩“明月”能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某些学术话题的长期探讨:“比如‘红学’、‘中医与西医’，《明报月刊》探讨了几十年，至今仍在坚持，有时候可能是小一些的文章，但是这种探讨一直没有中断。”作为一本非专题类的刊物，能将这种传统持之以恒，编者的用心良苦可见一斑。那么为什么大陆的杂志很少有这样的案例呢？师永刚认为:“我们大陆读者的趣味变化太快了，今天是《红楼梦》，过不多久再是《诗经》。”读者的口味变化了，杂志的方向也就跟着变化。师永刚说自己不喜欢这种赶集式、跟风式的阅读——全民共读一本书。是啊，风过了，集散了，书也就不读了，讨论也就结束了。 上世纪70年代后，张颖可以通过在香港的儿子读到“明月”，近些年她又几乎每年赴港，因此她对“明月”的印象是比较完整的。由于曾经在文联任职，张颖同老一辈文化界人士多有过往，她认为:“‘明月’常刊载一些有分量、具批判性的文章，很吸引读者眼球，在文化圈得到大家的喜爱。它读者群广、消息量大，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影响也很大。 “文革”中，香港的文化界在做什么？改革后，海内外文化界对于这不平凡的30年又有何评价？40年来，华人文化界精英的文字在“明月”中汇聚，翻开这一系列丛书，对今天的读者而言，俨然是一次庄严的文化巡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