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齐所言之“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的论断早已深入人心。历史的故事化、演义化，历史小说的层峦叠嶂，口头传播过程中历史人物的被重新编码，以及来自视听系统的全面改编，以上种种，即为历史阐发当代化的现实注脚。其中，历史小说这种文体兼容了历史与文学这两个学科的特性，在具备深厚信史传统的华夏文化系统之中，这种体式一直颇受青睐。历史的小说化在较早时期以演义体的形式出现，并延续至今。进入新时期文学后，历史小说这一体式愈加活跃，比如先锋小说实验之中，新历史主义小说作为重要支脉对传统历史叙事就形成了有力的冲毁，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历史小说在外扩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外扩的过程既包括市场化的写作策略，也包括与影视媒介的结合，部分历史小说被成功改编成电视或电影，从而在影响因子和覆盖面这两个层面达到了规模化效应。在大众间产生广泛影响的历史小说创作包罗万象，有述说古代史政治人物或文化名人的信史类作品，如唐浩明的晚清重臣系列，二月河的清帝系列；也包括革命历史主义题材的回潮，如《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等；另有架空类、穿越类历史小说在大众阅读市场上热销。文学整体边缘化的今天，历史小说的畅销和热度，对应了民族文化心性的某种深厚情结以及认知范式的转换。撇开消费性语境这一话题不谈，当下历史小说诸种体式的写作中，信史写作无疑处于中流之地位。
    河南是个小说大省，诸多作家对历史小说这种体裁情有独钟。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月河的清帝系列，皆属于在全国层面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小说作品。2016年7月，柳岸的历史小说《公子桃花》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在这部篇幅达四十余万字的历史小说中，作者以传奇女性息夫人为观照对象，纵横延展，将春秋时代的历史风云与女性的立身之道层层剥析，展露于读者面前。
    《公子桃花》之前，柳岸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于基层公务员、乡土人物系列的形象塑造之上，其作品对中原乡土的文化属性以及生存哲学有着透彻的传达和反思。此次侧身进入历史小说领域，从因缘上看，有两个突出的要素：其一，所写对象为春秋时代陈国故地之国君之公子，陈国的都城就在今天的淮阳县，而柳岸自身就是从淮阳县成长起来的小说家，至今依然在此地工作、生活。耳濡目染于桃花公子的历史典故及传说，其间的情感投射自然非同一般；其二，作家身上的问学精神和爬梳史料的功夫让人侧目。为了《公子桃花》的写作，柳岸曾北上河南大学，就郑国、陈国的相关史料求教于历史学专业的老教师，也曾南下湖北，在档案馆和地方史志办查阅楚国历史。另一方面，信史写作单靠情感的投入、史料的占有还是远远不够的，尚需要丰富想象力的注入，毕竟，历史小说的主体是人，是人的外在行动逻辑和内在心理曲线的契合。情感（包括钱穆先生提出的敬畏感）、历史细节的真实性、想象力、价值判断，以上几点可作为判别历史小说尤其是信史写作优劣的基本凭据。而其中的价值判断问题，恰是诸多历史小说的瓶颈所在，想想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雨果《九三年》在人间烟火中的永恒穿行，就可知价值判断、历史观之卓越性的魅力。
    《公子桃花》分四部，计六十三章。每一部皆对应着息夫人人生旅程中的重要阶段，第一部陈国生活，书写其少女时代的才情和聪慧；第二部息国生活，凸显她仁义施与民众的贤良之德；第三部楚国生活，经历了峰回路转的戏剧性身份转换之后，刻画了她忠贞与沉着的一面；而第四部分，则照应了其不同于常人的政治智慧。在整部小说的叙事推进上，息夫人的情感经历与政治参与构成了小说的双线，如此，则力避了将历史人物传奇化、故事化的处理方式，增加了历史情境的多重维度，使得人物的立体性形象得以确立。
    先秦之前的古史中，相关忠与奸、诚与伪、信义廉耻等，各有鲜明的人物加以对应。不过，若论及两性间的情义，男性则首推尾生，他为了不违约而抱柱而死的历史细节，情义的辉光映照天地之间。女性群体，息夫人则首当其冲。为报答息侯之情义，被掳入楚王后宫之后三年而不语。作家在处理这样的传奇性段落时自然满含深情，并借用他者的言语加以铺垫和暗示。息夫人之深情厚谊，并非凭空而来，在陈国，身份为公子期间，母亲的宽厚仁和，父亲的清朗，姊妹的情深以及她与郑国、蔡国、息国三位公子的往来，构筑了基础性的情理逻辑。尤其是她与息国公子（后来的息侯）间的一往情深，柳岸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也注入了自我的想象力，其中去观桃花时落水的一段，即为明证。重情义且深明大义是息夫人文化人格结构中的核心要素，小说的前后及中段部分，作家皆以浓墨重彩的方式加以凸显，比如其出嫁之际，将嫁妆皆置换为粮食，以解息国百姓的灾患之忧，比如其跳出一己之恩仇处理息国和蔡国的关系，比如其居楚期间对陈国故旧的收留，还有其后事的安排，皆彰显了一以贯之的情义精神。当然，除了渲染息夫人的情义深重的一面之外，作家还确立了她参与政务的智慧与识见。被历史之运势推至前台，息夫人未辱没自我的历史使命，如果说妇好是在沙场上建功立业的话，那么对于息夫人而言，则是立于后宫而计谋国事。初入息国，面对息候的进取心日益荒废的局面，她以萤火虫为喻，婉谏夫君。楚王征伐过程中突然薨没，王位与朝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她临危受命，主政楚国。过渡到楚成王时期，她居后台沉着指挥，使得楚国的国力和地位保持向上发展的势头。毋庸置疑，春秋战国时期，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再加上后世的史书及文学书写皆掌握在男性话语之中，女性参与历史进程的功业很多被抹平，这也是为何后人会对息夫人形成仅相关美貌、情义的思维定势的深层原因。作家通过这部小说，试图重现息夫人作为立体人物的客观史实，同时也表征出作家恢复历史原貌的某种心志。
    春秋时期，占卜之术盛行，人们也膜拜于天文或气候的异象。这些信仰世界的基本要素，在《公子桃花》皆有所反映。不独涉及息夫人命运之沉浮，包括息侯、楚王、郑国公子子仪等，皆有异象肇始于事端。当然，这是历史的另一面，毕竟，历史未行进到祛魅时代，存在这样的段落描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此外，《公子桃花》这部历史小说的辐射面也是非常广的，大的方面有诸侯国之间的征伐和外交，小的方面则囊括了这一历史时期后人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包括曹刿论战、蔡侯与扁鹊的问诊、黄泉相见、退避三舍、管鲍之交等。而更隐在的指向，则关乎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一个大的趋势。陈国作为诗书旧邦，仍然无法避免王储争夺过程中的血光暗影，三位问学于陈地的公子，本向于诗礼教化、王道的传承，却在大变局之中或者被幽禁而死，或者被废黜，或者被谋杀。从中也可见息夫人支撑诗礼教化之艰难。上述所言，恰是礼崩乐坏，崇奉王霸之术的时代精神使然。此种时代潮流作为小说的暗流，运行于文本故事之下。
    歌德曾言，伟大的女性引领人类永恒地飞升，生活于春秋前期的息夫人，足够令人产生思古之幽情。
    （《公子桃花》，柳岸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