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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在香江之畔，金庸继《明报》之后，又创办了其姊妹刊物《明报月刊》（“明月”）。《明报月刊》自创办之日起就致力于文化领域的学术交流与探讨，加之其一贯坚持恪守“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因而有关文化领域的各种声音，无论派系，都可以在“明月”上找到。创刊40余年来，《明报月刊》在海内外华人心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种种原因之下，大陆的读者当年很少有机会读到这本刊物，基于此原因，策划人师永刚将“明月”40年余年发表的文章加以编选出版，形成了今天读者手中的“《明报月刊》文丛”。     策划人师永刚说，这套书诞生的缘起很简单:在《明报月刊》创刊40周年之际，自己获赠《明报月刊》的合订本。看过之后，觉得这些文章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之《明报月刊》现任主编潘耀明与自己相熟，于是着手将《明报月刊》中的刊载文章加以选编，策划成书。去年作家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明月’四十年精品文丛”，今年新星出版社推出的“《明报月刊》文丛”应算是这个系列的第二辑，含已出版的《大家大讲堂》、《出入山河》、《茶酒共和国》以及即将出版的《大家收藏鉴赏》。 “文革”中延续下的血脉 师永刚所谓的“文献价值”不言而喻，《明报月刊》创刊的1966年，正值中国大陆一系列政治事件致使大陆文化界逐渐失语之时，文艺创作因必须为政治服务而难以反映作者内心的真实思想。在那段时间里，英国治下那一度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香港，反而为华语文化界延续了宝贵的血脉。 与《明报》的都市报章性质不同，《明报月刊》创办伊始就被赋予了极强的学术性质，类似大陆的《读书》杂志，金庸更是希望这本后来被亲切地称为“明月”的刊物能成为海外华人沟通的桥梁。当时，香港的刊物对大陆上层建筑领域并不关心，在师永刚看来，《明报月刊》可算最早关心大陆文学、学术、文化、思想的杂志。 虽非必然的因果，“明月”创刊后却也与“文革”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2006年1月号上，金庸曾回忆道:“我们的决心是和‘文化大革命’对着干。”在他看来，自己一生活在中国文化中，除其糟粕可以，但要破除中国文化则是万万不可的。为了这个理念，金庸甚至许以生死:“人总是要死的，为了中国文化而死，做个读书人，心安理得。” 但是“明月”绝非一份有鲜明倾向的激进杂志，这也正是源于其“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首先，“明月”的着眼点还是在文化上，因此文化和学术领域的探讨是其主线；其次，从发刊之日，“明月”便明确，即使探讨政治，也决不做任何势力的传声筒。 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的夫人张颖曾经在外交部新闻司任副司长，据她回忆，当年在外交部是能够看到《明报月刊》的。“香港那边用一个纸盒寄过来，因为是寄往外交部的，因此海关没有扣下。”当时，张颖正负责文化、出版方面的工作，因此对“明月”比较关注。“这份杂志标榜其客观、不属于任何党派，在政治上也没有鲜明的立场。它刊发文章，但是并不表态，大陆也有人将不能出版的文章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它发表。”据张颖介绍，“明月”刊发一些言论之后，也并不抵触与之相对立的言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