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朱宗震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28元 1911年10月10日，驻守湖北省会武昌的新军在革命党人策动下发动起义，旋即得到各地响应，迅速波及全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这是1911年中国共和革命（即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中国也因此而结束了历时数千年的帝制，开启了共和时代。近代中国的发展似乎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历史最终的演进进程却不似许多人当初的期望，在民国元年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事件过后，中国没能走上革命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所期望的民主自由、独立富强之途，却开启了军阀争斗、武夫治国之径。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其间之得失经纬，为后人所长久关注。如今，在许多的学理研究和探讨之外，朱宗震先生的《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以生动的笔法娓娓道来，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过往历史演进的现场图景，当可使读者从中领略近代中国历史复杂而多重的面相。 朱先生的大著由三位“大人物”作为开篇，他们是“枭雄”袁世凯、“文人”梁启超、“英雄”孙中山，是颇有意味的。所谓历史，说到底是在历史中活动着的人的历史，而在我们过往的历史写作中，或者是见物不见人的“唯物”史，或者是扭曲杜撰之人的“唯心”史，如何还原历史现场中的真实人物，并从他们的所思所虑出发，写出真历史，是历史学者应尽的责任，也是朱先生在书中所言，“努力探寻历史的真相，即使不能完美，也要努力接近”。从这种立场出发，选择从袁、梁、孙三人入手，探寻民初历史的来龙去脉是很合适的，因为他们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三种主要力量，即旧体制内的权臣集团、旧体制外的民间力量和革命势力，或如俗语所谓保守派、中间派和革命派。但是，历史的吊诡在于，当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初兴之时，这三股本来追求目标未必一致的力量，却因种种因素而走到了一起，“三股势力合流，才得以拱倒了早已腐朽的清王朝”。 不过，这三股力量的一致也仅止于此，当民国成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便迅速发生了变化，曾经的一致很快即为矛盾分歧所取代，步步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所以也才有朱先生书中所谓“真”“假”共和之争，不禁令后人扼腕深叹，何以至此？ 如果我们循朱先生大著的思路，由人物关系出发，探寻民初历史的演进，或可发现其中的某些奥妙所在。在民初三股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矛盾对峙的主要两方是保守派和革命派，也就是袁世凯和孙中山，至于中间派的梁启超，实际上已经与袁世凯携手合作，“规划了民初政治的基本走向”。然而，就当时历史的表象而言，孙中山似乎并不是袁世凯的敌人，在一年有余的时间里，人们很难见到孙中山对袁不满的言论，见诸公众的却是他对袁的大力称许。这一方面是因为孙中山对形势的判断，“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因此，他自将临时大总统职位交卸于袁世凯后，即以“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作为自己的“宗旨”与“素志”，并特别注重发展实业尤其是铁路事业，提出10年修筑10万公里铁路的宏大计划。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孙中山的个人经历及其文化教育背景。他有中学的背景，更有西学的熏陶和长期海外活动的经历，误认袁世凯将在种种约束之下，以民主共和为依归，治政理国，故其可以“功成身退”。然而，在历史表象之下潜伏着的，仍然是孙中山和袁世凯及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之间为各自的施政理念而进行的争斗。 从思想信仰、历史传承至政治权谋、行事方式，袁世凯与孙中山都有太多的区别。袁世凯以编练新军起家，握有当时中国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有多年从政的政治经验、圆滑老到的政客手腕、遍及朝野的人脉关系。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盱衡时局，极尽权谋，逐渐掌控了情势发展。孙中山在民国初年所表现的理想主义精神与包容宽厚作派，实不敌多年浸染于官场权谋之袁世凯的心狠手辣与机变手腕。出于多年带兵的经历与实际政治经验，袁世凯信奉的是实力，尤其看重军队的重要性，这也是袁世凯敢与孙中山争胜的最大本钱。 其次，袁世凯深谙合纵连横、纵横捭阖之道，在争取政治盟友方面，较孙中山更为成功。他通过各种手段，在国会争取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间派支持；在地方，除了完全控制北方传统势力范围之外，又争取到东北、西北、西南各省的支持至少是中立；他还利用社会各界尤其是有产阶级怕乱求稳之心理，争取到他们及其代表的民意支持。如时人所论，袁“善利用他力，而己收其成功也，阳不居其名，阴则收其实，此袁氏之长技也”。朱先生在其大著中，将之形象地比喻为孙中山在袁世凯和梁启超合作后的“边缘化”，尽管这未必是完全的事实，却也反映出部分的实情。由此表现出袁世凯久经官场历练，富于政治经验与谋略，他“以其数十年军界上之积威，政界上之阅历，外交上之信用，社会上之宗仰”，逐步掌控了北京政局，形成直逼孙中山根本之势。 袁世凯的老谋深算还表现在，在准备尚未完成之时，他对孙的态度“谦恭”，将孙捧为建立民国之“首功”，南北统一之“关键”，民国安危之“所系”，并表示俟大选告成、国会召开、正式总统选出后，他也将退为国民，与孙共谋社会事业。可叹的是，袁世凯的作秀使孙中山颇为所感，从而认为“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因此，在孙中山与袁世凯的矛盾关系中，虽然孙理想高远、人格无亏，却与实际政治无补，远不能与袁这样老谋深算的军事强人相比较，也使革命派在与北洋派的矛盾斗争中缺少坚强有力、深谋远虑的领导核心。 近代中国面对的根本问题，即为如何在西方列强强势入侵的影响笼罩下，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所谓孙、袁斗争的核心亦或在此。孙中山固然主张实行西式民主共和，然则就袁世凯在晚清新政中的表现而言，似亦未必是完全守旧的人物。但是，袁之“进步”，多在技术的层面，如果论及政治制度的根本，显然他对西式民主是不“感冒”的。民国初建，西式民主制度被引进，实行责任内阁制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舆论开放，思想活跃，民主自由思潮四处激荡，各色政党因时而兴，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罕见的景观，然而其基础却是脆弱的，袁世凯及其统领的北洋军系已成为北京政府事实上的主人，对于信奉以实力说话的袁世凯而言，西式民主形式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而已。一旦他选择在时机合适时出手，所谓民主体制毫无抵抗力。如时人所论:“事实上国务院已成了总统府的秘书厅，所有的国务员，都惟总统之命是从，国务总理的有无，本已无关紧要，不过形式上还是非有这么一个装饰品不可。”于此暴露出宪政体制之约束在军事强人实力前之弱势。而革命党人在此等政治现实面前，却如朱先生所言，采取了“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脱离客观的复杂形势，进行学理性的逻辑推理，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当然，后人可以认为“这是时代性的缺陷”，不可苛求于先辈，然由民国初年不成功的西式民主实验观之，当时的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还是民众素质与历史传统，均不具备实行西式民主之条件。所谓南桔北枳，民国的创立者以其美好理想而引入之西式民主，因其水土不服，不过一年有余即告夭折，个中缘由，实足令后人深长思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