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改变中国》资料图 改革开放30年,值得回顾和书写的人物与事件数不胜数。人们谈论最多的名字,莫过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叶永烈的《邓小平改变中国》,选择的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的关键节点,也就是本书的副题“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在时间的维度上,中国从这里转变了前进的方向,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期。 《邓小平改变中国》重点描述了从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到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重新评价“两个凡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等。作者聚焦在这一过程中诸多重要人物身上,如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突出他们对中国摆脱长期“左”的错误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尤其凸显了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 按照叶永烈的说法,本书有很多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比如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震动了全国。从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作者采访了邢贲思、姚远方、汪子嵩多名当事人,以35页的篇幅详细披露了这篇文章发表的背景和经过,以及“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展过程。此外,本书还首次披露,胡乔木和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起了关键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是一个历史性的文献。当时会议还没有开,胡乔木就把公报写好了。另外,叶永烈还披露了邓小平不计前嫌起用胡乔木的内容。对于抓捕江青的具体情况,叶永烈三次采访执行拘捕“毛的遗孀”的当事人张耀祠将军,澄清了此前一些错误说法。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现当代史研究和写作中,档案查阅受到很大局限。为此,叶永烈用采访的形式做了最大程度的弥补。如在涉及方毅、宋平、胡乔木等人的事实和细节时,叶永烈采访了他们的秘书或家属。这使得《邓小平改变中国》在众多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述作中独树一帜,显得更加丰满和充实,为作者笔下所展现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提供了鲜活而有说服力的支持。作者以此为出发点,结合自己所能查到的公开报道,构筑了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这一关键转折时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由于涉及诸多的开国元勋以及政治领袖在不同思想下所展开的政治斗争,本书的主题本身就已经具备了吸引读者的关键因素。加之其文字的可读性,使得《邓小平改变中国》成为一本极具畅销潜质的时政图书。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指出本书的不足。作为一本大众读物,《邓小平改变中国》以描述上层斗争为主的写作 策略,突出表现邓小平等领导者的政治智慧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及至“文革”结束,人民生活水平极其贫困,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社会不满情绪极其严重,“四五事件”即为民众情绪爆发的一个出口和征兆。及至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问世,在整个社会引发剧烈反响的伤痕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当时人们揭露自身心灵伤口、控诉“文革”、宣泄不满情绪的载体。由话剧《丹心谱》、《于无声处》所引发的话剧热,也同样具有这一功能。令人遗憾的是,本书对这些社会文化背景完全没有涉及。根据“潘晓来信”当事人之一的关志豪回忆,正是因为感受到当时青年中普遍弥漫的委屈、受骗、不满、迷惘情绪,才形成了这场人生观大讨论。根据叶永烈在《邓小平改变中国》中的描述,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依然延续了之前的意识形态,并继续搞个人崇拜。对这些重要的历史背景,叶永烈在这本书中也未论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