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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脉搏和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是凌志军著作大行其道的另一重要因素。由于多年的新闻从业经验以及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得凌志军身上保持着记者的敏感和思想的穿透力，他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观察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度，并由此为出发点，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走向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凌志军与马立诚合作的《交锋》，是对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的实录。在书中，凌志军对于1995年到1997年上半年间流传于海内外的四份质疑改革开放的“万言书”进行了批判，由此在1998年引来了一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著作权官司。最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8月24日作出终审判决，凌志军与马立诚胜诉。其后，凌志军推出了《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和《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后者在2003年“两会”期间，与会代表人手一本。而其后的《联想风云》、《中国的新革命》，都是从企业史的角度，反映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这与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人们对于物质生活水平追求的主题不谋而合。 在现实许可的情况下，尽量说出更多的真话，是凌志军又一可贵的品质。作为一个有追求的写作者，凌志军一向认为，“真正的诚实就意味着:第一，不说假话；第二；说真话；第三，说出全部真话。”巴金先生晚年获得中国知识界的普遍敬仰，最主要的就是其“说真话”的勇气。由此可见，“说真话”虽然是各种新闻、历史教科书上对于从业者的基本要求，但是，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而真话要以怎样的方式说，选择怎样的时机说，说到什么程度，却体现着写作者的独具匠心和专业技巧。在父亲凌建华弥留之际，曾断断续续地对凌志军说，做……正直……诚实的记者，很难……很难。你能……能吗？这句话深刻影响了凌志军，他既避免了走父亲的老路，又探索出了自己说真话的方式。在凌志军的著作中，他的真话时而激越昂扬，时而沉潜内敛，用心的读者不难体会。自己的每一本著作都是以10倍甚至100倍的资料浓缩而成，其下力之深，也是其他的写作者难以望其项背的。 凌志军曾多次说过，“我想用自己的写作证明，记者是可以不拘一格的，记者是可以拥有独立精神的，记者是可以不用追随权贵的，记者是可以说真话的，记者是对公众负有责任负有同情心的，记者这个行当是可以受人尊重的。”其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人很容易想起邵飘萍等一系列新闻人的楷模。和他们一样，凌志军的名字，将镌刻在中国新闻史上。他对时代的记录和描述，也将成为透视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