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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抹平差别、搅成一锅粥的思维方式，与王蒙的“测不准原理”和“文革”参照系有关。王蒙对绝对的思想和原则持怀疑态度，而倾向于用相对主义的“杂色”的眼光看生活看人生。事情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那样；有可能不是这样，也有可能不是那样。总之，在王蒙看来，一切都是不稳定的、“测不准”的。不可知主义必然导致否定主义和取消主义，必然要倾向于把“伟大”的东西降低到平庸的水平，王蒙对王朔的“躲避崇高”的击节称赏，他对鲁迅的“大师”地位的矮化阐释，都说明了这一点。王蒙喜欢用一种跨度极大、跳跃性极强的思维，将两件不相干的事情关联起来、进行比较，然后达到驳倒甚至否定对方的目的。他经常采用的方式，就是把一种观点或者一种现象，与“文革”来比较——要否定它，就强调它与“文革”中的某些人或某些事的相似性；要肯定它，就说它是对“文革”的否定和超越（他为王朔辩护采用的就是这一策略）。在王蒙的自传和其他一些言论性的著作里，你经常可以看到“例如‘文革’”、“就像‘文革’”这样的句子。“文革”带给他的文化后遗症就是，一切哪怕仅仅在形式上跟“文革”相似的现象，都会引起他的过激反应。“文革”思维是简单的对立性思维，习惯于把一切都说得非此即彼、互不兼容。于是，王蒙便强调“中间状态”，认为凡事都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楚的”，皆不可信；“文革”相信“真理愈辩愈明”，因而提倡“大辩论”，王蒙此后便视几乎一切交锋、冲突性的“对话”为“好辩症”。他常常用“文革”作尺度来反驳别人的观点。例如，张承志提倡“清洁的精神”，王蒙马上“想到了清理、清污、清算、清洗这么一大堆与‘清’有关的词儿”，这么一联想一对照，一下子就使张承志的主张显得很可笑，甚至很可怕。其实，张承志提倡的，是作为一种人文精神或文化素质的“清洁的精神”，与王蒙所想到的可怕的“清算”和“清洗”风马牛不相及。这种以“文革”为参照的“低调化”思维，使得王蒙的自传缺乏积极的建构性，缺乏批判性的启蒙精神，顶多只能培养一种消极的怀疑能力和解构能力。 帕斯卡尔说，“自传不是一幅肖像画，而是透视里的变化过程。行为不仅仅因为发生过才被叙述，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成长的阶段……”是的，自传不仅记录着人格的发展过程，描述着心灵向上的升华过程，而且它的写作也实践着证明着这样的发展和升华。自传既意味着对曾经发生过的事实的尊重，也意味着对他人和真理的热爱。它是对逝去的美好时光深情的追忆，更是作者对世界和人们的感激与祝福。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蒙写作自传的时候，选择了一种不对路的叙述态度和不可靠的叙述方式，因此，他的洋洋洒洒一百万言的《王蒙自传》成了一部令人失望的著作——它缺乏春天般的温暖，缺乏照亮人心的光芒；它以夸张的方式凸显了自我，却失去了一个可以与他人共享的光明而美好的世界。 链接 王蒙自传第一部: 《半生多事》 花城出版社 2006年5月出版 王蒙自传第二部: 《大块文章》 花城出版社 2007年4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