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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写作是一种平静而温暖的叙说。对自传写作来讲，最可宝贵的态度，就是豁达，就是同情，就是慈悲。“回头却顾所来径，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个人，只有当他进入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成熟状态的时候，才可以来写自传。《马太福音》里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写自传者应该具有的最佳心态，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但王蒙写自传的时候，显然没有把自己的心理调适过来。他的内心有一团呼呼燃烧的无明火。无明火起，同情心灭。于是，他不惜利用简单化的写法，来写那些“反面角色”。甚至对某些死去的人，王蒙也缺乏应有的同情，也用纯粹“揭露”的方式来写。在《王蒙自传》的第二部《大块文章》中，他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写“一位先生”，对其人其文大加贬损，以一种灭此朝食的决绝态度大揭其老底，显示出一种极度强烈的愤慨和不满。也许王蒙自有如此写出的理由，但是，我以为这样单向度地来写一个人，写一个有多个性格侧面和多重人格镜像的人，既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对自己的这位当年共同罹文网的亡友，对这位很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作家，王蒙应该像鲁迅所提倡的那样“美恶一并写出”——如果只写他的恶德和劣行，而不写其美德和善行，这是缺乏宽容心和仁爱心的。明人吕坤在《呻吟语》中说:“彰死友之过，此是第一不仁。生而告之也，望其能改，彼及闻之也，尚能自白；死而彰之，夫何为者？虽实过也，吾为掩之。”古人之风，山高水长，“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如果说，面对他人，传记写作需要一种与人为善的仁慈和热情，那么，面对历史和现实，则需要一种冷静而清醒的反思精神，需要一种批判性的言说精神。因为只有这样，作者才能“成一家之言”，才能为读者认识人生和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判断，从而像太史公司马迁那样:“述往事，思来者”。 然而，王蒙的自传写作，似乎缺乏这种批判性的言说精神。他把历史和现实都遮蔽在“自我”的阴影之下。针对许多重要的问题，王蒙提供的答案要么是含混的，要么是缺乏深度的。他总是倾向于把许多不相容的东西调和到一起，从而取消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分野。例如，他把宗教意义上的“弥赛亚”当做一场“金色恐怖”，把宗教信仰与世俗的迷信和造神运动混为一谈。例如，他谈民主、权利与“国情”的关系，就给人一种圆凿方枘、卯榫不合的印象。例如，龙应台目睹台湾的中国人没有社会责任感，不敢也不会与不文明现象作斗争，便写了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文章，卷起了一阵荡污化秽的“龙卷风”，对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人和大陆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王蒙却说“万不可生气，已经生了气也不能自认生气”；“轻举妄动，意气用事，高调虚火，声嘶力竭，手舞足蹈，呼天抢地，唯我独革，只能害人害己，一事无成，丑态百出。……我们要用理性和智慧，用心胸，用文明和道德，用好心和善意，用永远的建设性态度去求其逐渐解决。”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谁说“生气”就一定“只能害人害己”？谁说“生气”就一定不是“理性和智慧”的？谁说“生气”就不是“文明和道德”的？谁说“生气”就不是“好心和善意”？屈原不生气会写出《离骚》吗？司马迁不生气会写出《史记》吗？鲁迅不生气会写出《记念刘和珍君》吗？马克思说:“愤怒出诗人。”非洲诗人马亚·安杰罗说:“愤怒吧，做一个愤怒的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是健康的标志。”所以，重要的是，为何生气与如何生气，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它、拒绝它——急公好义、勇于公战的富于理性精神的“生气”，就没有什么不好，就是我们应该鼓励和提倡的，也是需要在中国人身上耐心培养的现代公民素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