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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用以说明上述结论的实例全部来自浙江，虽然在地域上相对集中，却使之能有足够的研究深度，从而加强了分析论证的力度。如对关羽信仰的提升过程，论者皆不得其详，海滨运用他所掌握的资料，大胆断定北宋末年以前关羽神灵不过是一位影响较大的地方神而已，后来由于道教的推动，其信仰才开始在浙江等地出现。到了明代，才确立了全国神的地位。这一变化的背景就在于关羽信仰完全符合明代“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要求。入清后，满人政权为了从文化方面支配汉族，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祭祀政策。雍正年间进一步整备了全国统一的关羽祭祀制度，更使关羽神上升到与文圣孔子并列的武圣的高度。而对于地方祭祀主动适应国家宗教政策而提升地位的例子，海滨则以周雄信仰的变迁予以说明。详细揭露地方人士如何通过故事的编造，使一介普通的甚至有点狭邪的五通神改造为符合儒家价值观的神祇，从而挤入官方的祭典，成为国家宗教的一部分。第三个例子是胡则，这是一个真实人物，但却被赋予许多并不真实的故事，而由僧侣的推波助澜成为官方所认可的神祇.海滨虽然用的是浙江的例子，但解决的却是全国性的问题，因为这些例子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海滨是学历史地理专业出身的，所以对地理因素于民间信仰的影响，自然萦绕在心，本书第四章论述的就是浙江地理环境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极其丰富，为民间信仰的层出不穷与不断更新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因而创造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形态。根据区位、地貌及开发过程，浙江省历来被分为杭嘉湖宁绍、金衢严与台温处三个区域，不同区域内部的民间信仰各有其浓郁的地域特色。这种情况其实与民俗是相对应的，而与宗教的形态不同。世界性的宗教除了起源与地理环境存在一定关系外，其传播过程与表现形态与自然环境关系并不大。因此对民间信仰的理解与分析不能忽视地理背景。 从全书看来，海滨比较娴熟地使用了历史学、地理学与人类学的方法，同时又充分注意到政治因素在民间信仰变迁中所起的作用，这是对中国特色的重视。相对而言，许多研究者在讨论民间信仰时常常注重于社会经济因素，而忽视政治因素的分量，这是很遗憾的。在中国历史上所体现出来的政教关系，都是政在教之上，尽管有时宗教很兴盛，但都在朝廷的控制之下，一旦出现有危及国家社会安全的情况，就会立即采取安定措施，甚至不惜采用如三武灭佛一类的极端举措。国家不但于宗教如此，对民间信仰也要严加控制，以防对社会的安定产生负面影响。不合适的淫祠要毁弃，受到批准的信仰要接受政府的管理，以使政在教之上的传统不受影响。这一重要的特点，许多人没有注意到，以致出现一些错误的认识，以为宗教信仰可以脱离政治而自行其是，其实这是完全不合中国传统的。 民间信仰的研究看来似乎是小道，但其实是大事，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宗教意识不发达，始终没有产生一神教，唯一的全国性宗教———道教，也是在佛教的刺激下产生的。但中国并非没有信仰，尤其是对形形色色鬼神的信仰以及祖先崇拜，实在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尽管中国因为儒家思想在长时期里占据了重要地位，因而表面上是重人伦而轻宗教，但实际上作为民间信仰的神鬼巫崇拜一刻也没有中断过。非佛非道的妈祖在海峡两岸甚至成为最重要的信仰对象，至今依然兴盛，供奉妈祖的天妃宫在旧时甚至作为各省福建会馆的代称，说明民间信仰在中国是宗教风俗之际的重要的研究对象，锲而不舍旦暮以之，必定会有出色的收获。 朱海滨曾经从我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其中已包含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后来他又东渡日本，在著名学者滨岛敦俊先生的指导下专门对民间信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终于在这一领域又取得了一个博士学位。从而在这一基础上写出了这部有分量的著作。我于民间信仰极有兴趣，曾经奢望将历代所有被清理的淫祠进行一番钩稽，以理解民间信仰的基本内涵，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始终未能着手。我期望朱海滨能以此书为开端，将民间信仰的研究持续进行下去，对中国历史上的民间信仰从基础上作一番清理，以从整体上发现民间信仰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并注意其时代的差异与地域上的差异，从纷纭多变的民间信仰中理出一定的变化规律来。 凤凰读书延伸推荐: 《国家与祭祀》，[日]子安宣邦著，董炳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靖国问题》，[日]高桥哲哉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