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在我国，民间信仰的性质介乎宗教与风俗之间。当某种民间信仰还只是具有纯粹的民间———或曰庶民———性质，而且仅限于在局部地区流行时，与风俗的其他形式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完全可视作风俗的一部分。中国的地方志里风俗部分经常提到各种民间信仰，至今各地所编纂的风俗志里也包涵了民间信仰的内容都是有其道理的。但是当某种民间信仰具有全民的性质，而且信仰范围扩大到相当的地域范围时，就有可能向国家宗教转化。因此，在民间信仰与国家宗教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学术界对民间信仰是否只是庶民的信仰，历来是有争议的，而在中国这一点其实没有什么可争。中国的民间信仰与国家宗教并没有绝对的鸿沟，前者完全可以向后者转化。
    进一步而言，民间信仰向国家宗教转化的关键在于政治权力的承认，得到承认的则成为正祀，列入国家祭典，如果得不到承认，那么就有可能成为淫祀而被毁弃。在这种情况下，民间信仰为了保证自己的长期存在，就必须考虑如何迎合适应官方的需要———这种需要往往与教化相关，即弱化荒诞不经的内涵，提高正统化的神性———往往还要符合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并且扩展信仰地域，影响多量信众，以争取编入国家宗教的行列。不过官方的需要也并非一成不变，尽管儒家思想占上风，但有时也会因统治者的个人好恶而有其他偏向，这时民间信仰也要随之沉浮，才有存在的可能。
    二十多年前，我写作《秦汉宗教地理略说》的时候，开始注意到先秦秦汉时期民间信仰向国家宗教转化的问题。从《史记·封禅书》与《汉书》的《郊祀志》、《地理志》的记载可以看到这一转化过程的基本面貌，我在上述拙文中就初步分析了这样的过程。而类似的转化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只是具体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我们在朱海滨这本《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里就可以看到，到了宋代，国家对民间信仰采取怎样的具体政策予以处理:一方面是用加封赐额的方式将民间信仰纳入国家宗教的范畴，另一方面则是将不合政治需要的民间信仰归入淫祠而严令毁弃。而到明清两代，儒家的祭祀原理一方面对国家的宗教政策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影响有时又有名无实，在这种情况下，民间信仰和国家宗教的关系出现了与前一时期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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