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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指标，向行动看齐 美国社会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日益多元化、制造业的竞争力下降、青年对科学技术缺乏热情，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既威胁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对MIT的运行造成重要影响。维斯特从维系国家发展命脉的视角出发，一方面积极促进MIT的变革，如保证少数族裔和妇女进入大学和在其中发挥作用等；另一方面，MIT利用自己的创造才能与完成重大项目的能力使美国继续保有其经济的竞争力，同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政府改变政策，重树美国的科技信心。维斯特坚信:“教育实力是经济和社会繁荣的先决条件。教育能推动国家进步；未来属于理解这一点的人们。” 维斯特当然感受到时代变化与美国政府政策变化给MIT造成的困难，诸如基础研究经费的削减、在给予学生助学金政策上的混乱、教学与研究的矛盾等。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维斯特表现了他独特的、高瞻远瞩的见识、胆识与决策能力。他一方面与政府据理力争，并使MIT实际上获得了大量财政收入，包括60多亿美元的捐赠；另一方面，他坚持“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奇妙结合”是造成世界最佳学府的基础，“本科课程与教育构成学校的核心，是使我们在全国和世界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关键所在”。 和我们一些大学校长热衷于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体系不同。在这本书中，你找不到对大学指标的描述。我不否认，研究一下“世界一流大学”的定量指标体系并非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如果我们在建设一流大学过程中把这种指标看成是衡量大学水平的绝对标准，忘记了国家甚至世界在前进道路上所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会“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与真正建成一流大学南辕北辙。我始终认为，一流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大学，就在于它在使国家成为一流强国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流大学何去何从？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发展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我国也面临大量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如人口问题、“三农”问题、地区差别、中国崛起与世界的关系等。这就需要我们发挥创造性，不仅注重思想、理论、观念和体制的革新，而且要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层面上加大创新力度。大学在处理新问题、创新科技这些方面应该起到领军的作用。 说到“大学引领社会”，有人总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认为这是党和政府的事，要大学来承担是“超权”。大学的“引领”，当然不是政治领导。其引领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当是未来社会的领袖人物，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其次，大学应当提出领导时代潮流的创新的思想、理论和观念，有助于解决国家前进中的重大问题，引领时代进步潮流；第三，在科学技术上有重大创造发明，能促使科技、经济发生重要变革，能引导、开拓科学走向崭新的前景。教育是面向未来社会的，是为下一代人的，大学不能做到这样的要求，怎么能说是“一流”？ 正因为这样，一流大学要求其校长应该是洞察社会问题症结、深谙其诊治纲要的政治家，对社会前途富于想象力与充满前瞻的思想家。这就是我们从本书学到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主要的道理。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但需要在确定校长的使命和职责，在遴选校长中真正贯彻实施。对于争取成为一流大学的校长则需要自觉，尽管很多事情不是他本身所能掌控的，但至少有没有这样一种意识是大学能不能成为“一流”的关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