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会 1968年4月23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名为“学生民主社团”的社团（SDS）计划在森戴尔大楼内示威集会，声援六个刚刚被处分的学生。 就在上一年，一位学生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组档案，记录学校所属武器研究所IDA与美国国防部的合作关系，从而间接地卷入了越战。SDS要求哥伦比亚大学当局辞退那些在国防部兼职的IDA成员，主席拉德最为激进，写了一封公开信，“你们要求秩序和尊重规章；我们要求的是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学校很快以“不得在室内示威集会”为名，处分了以拉德为首的六个激进分子，史称“IDA六君子”（IDASix）。 刚去世不久的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及其学生塔罗（S.Tarro）认为这次抗议活动是“主动性抗议”的典型代表。蒂利多年来一直研究历史上的“政治抗争”，最近翻译出版的《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西欧现代历史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竞争性”、“反应性”与“主动性”抗争，三种抗议行动在缓慢地发展演变。十六世纪，竞争性抗议是常态；十七和十八世纪，反应性抗议是常态；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纪，主动性抗议则变为常态。 “主动性抗议”最先表现在工人运动中。工人们积极地举行罢工来要求新的权利，诸如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福利、普选权等等，而不是简单地反抗压迫。学生们更主动，他们并没有像工人那样受到“剥削”和“压迫”，可却成为反抗最积极、最激烈的一个群体。 4月23日的集会在中午准时开始，有几名黑人学生的出席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属于另一个社团，非洲裔美国学生社团（SAS)。集会开始后，先是SDS成员批评校方卷入越战。随后，SAS的主席威尔逊开始演讲，主题却转向攻击校方准备修建体育馆的计划。 哥伦比亚大学很早就准备在MorningsidePark建造一个体育馆。根据地形，这个体育馆下层入口面向黑人聚居区，建筑上层则面向哥伦比亚大学校区。这个设计主要出于实用，却很容易被阐释为歧视黑人、隔离主义。SAS一直在为抵制体育馆建设而奔走。威尔逊想利用集体聚会的机会争取自己的目标。 威尔逊讲完，拉德还想接着讲，参加集会的五百余人已不耐烦地高嚷：“游行，游行！”人群涌向森戴尔大楼通往图书馆的大路。无法确定游行队伍中有多少人是原来准备参加示威活动，另有多少人是临时加入游行或者仅仅是旁观者。 可以肯定的是，这么多学生的行动并非毫无组织，而是通过多种复杂关系网络进行动员的。蒂利在研究集体行动过程中总结出经验，研究者必须高度重视关系网络。所谓关系网络，即人们拥有的与其他人的关系和联系，这是促成动员的关键。其他常用的分析类别，诸如意识形态、加入社团、专业背景、肤色人种等等，反倒不如关系网络来得重要。 我们不妨这样理解：类别就是一些包括了同质人群的箱子，如来自于同一所学校，属于同一个种族，拥有某种共同经验或者特征等等；而关系网络是在两个或者多个人之间的互动或纽带。这些人有可能属于也可能不属于同一个种类。蒂利综合这两种概念提出，具有同样背景、同时彼此之间存在各种形式互动的人群才是集体行动的主要力量来源，人得靠与其他人的联系而被动员。 游行游行开始。这支包含了多个社团、复杂关系网络的队伍接近图书馆时停了下来，因为通往图书馆的大路被另一社团SFC封锁。队伍在图书馆附近徘徊，失去了目标。拉德爬上被推倒的垃圾桶试图鼓舞士气，但大家并不买账。 这时，SAS的黑人领袖站出来号召大家转去东面的体育馆工地示威。多数人跟随SAS领袖向东往体育馆而去，拉德和其他SDS的领袖只好带着少数人返回森戴尔大楼继续集会。 显然这次游行又陷入半无政府状态。蒂利总结认为，这也是抗议活动发起者和组织者的次优选择。如果有能力完全领导、严密组织、统一斗争目标和手段，那么抗议活动当然能发挥最大的威慑力量。然而当组织者最初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保持活动的半无政府状态，只求各参加组织、团体、个人的一定程度的协调一致，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这种半无政府状态恰恰是社会抗议活力之所在，可能在活动中产生新的团结要素。 SAS带领游行队伍来到体育馆，遭遇警察设下的路障，双方展开一场混战。有一名学生被抓，也有一名警察被击倒受伤。当时场面十分混乱，最终还是警察占了上风，驱散了学生。当时拉德等人正在森戴尔聚会，闻讯立即带人前来调解。拉德劝说被驱散的同学避免在体育馆与警察发生冲突，不妨返回森戴尔商量对策。回到森戴尔，拉德宣布警察在体育馆抓走了一名学生作为人质。他倡议：所有示威者都应该使自己成为人质。大家都明白，到了最后向校方摊牌的时候。 统一的集体社会运动目标形成了：反抗学校。反对学校介入越战也好，反对学校以修建体育馆来种族隔离也好，都因为学生与警察的冲突和学生被抓而内化成一致的反抗学校的目标。这种一致的目标认知，超出社团或者种族边界，开始具有政治的意味，酝酿成为一场集体运动。 占领 下午一点多，五百余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哈密尔顿大楼进发，那是哥大行政办公室的所在地。一点三十五分，数百人冲入哈密尔顿大楼并将其占领，其中既有聚会示威活动的发起者和支持者，也有它的反对者。哥伦比亚学院的科尔曼院长被禁闭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抗议者中有六十余名黑人学生最为活跃，他们声称这就是一次黑人权力运动。为了尊重SAS的感情，第二天一早，拉德决定带领SDS的白人成员们离开哈密尔顿大楼，转而占领附近其他几幢楼。后面的几天里，黑人学生就一直占领着哈密尔顿大楼，白人学生则占领着其他几幢大楼。占据大楼的学生们提出几项要求：要求免除抗议学生的一切责任，取消不准在室内集会的规定，停止体育馆的建设，辞退IDA相关人员，追究体育馆建设的责任。 校方对此深感震惊，拒绝接受学生的要求。不同教师的反应截然不同。有些教师支持校方，希望让警察来维持学校秩序；另有一些教师则组织了“教师特别团”，负责在学生和校方之间沟通交流；而在被占领大楼内，还有一些教师不愿意离开，坚持要上课；更多的教师则离开了教学楼，退在一旁静观其变。 大楼外，学生们的意见也不统一。有一些学生运动员反对抗议者占领大楼，他们组织起“多数联盟”（Ma鄄jorityCoalition）社团，在大楼外围维持秩序，设置路障，阻止其他学生继续进入大楼。有不少同情抗议者的学生试图向大楼内投掷食品，受到“多数联盟”成员的阻止。4月29日，有一群学生试图从外部强行闯入大楼，与“多数联盟”的人发生暴力冲突。这一点正是学校当局最害怕的：学生与学生的冲突！下午五点，“多数联盟”的人在教师委员会的要求下撤去道路封锁。校方则向“多数联盟”负责人表示，第二天一早一定会最终解决问题。 运用蒂利的分析框架，我们能够有效地观察这次学生运动扩大的过程，了解大楼外面潜在抱有同情的师生、媒体、警察等人的作用。蒂利认为，一切成功的运动都会有“内化”过程，即把外部的、边缘的资源不断吸收进入运动内部，抗议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信息传播和符号解读在其中也起到关键作用。 抗议的学生们无疑已经成功地把反抗政治的精神传遍校园，乃至最终成为全球性的左翼思潮的一部分。但是学校当局和部分学生有效地将最初抗议的那部分学生隔离，避免他们进一步和外部同情的师生接触。这种隔离很有效，但也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集体性抗议活动已经起来，谁也化解不了，单纯谈判已经无效，只有暴力才能使得它最终收场。 不到一周，许多纽约市的警察已经出现在校园里。警察竟然占据了自由圣地———学校！大楼占领者已经能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商量后表示，不会强行反抗，但一定要让警察把自己架出去。 清场 4月30日一早，纽约市警察开始实施清场。黑人占领的哈密尔顿大楼附近没有发生流血。一些黑人律师出现在大楼外，警长很聪明地带领一队黑人警察冲入大楼，和平夺回了哈密尔顿大楼。但是在那些由白人占领的大楼里，清场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至少一百五十名学生受伤，被送入医院和监狱，很多在场的记者都摄下令人震惊的照片。那一天，警察一共拘捕了七百余名抗议者。 当时发生的事情很自然地拥有多种说法。一位当事人回忆说，第二天的报纸充斥着对这次学生运动的报道。一家著名报纸登了张照片，一个警察站在满地狼藉的校长办公室门口，脸上挂着热泪，看着扔得到处都是的书籍说，“世界上的知识都在这些书里啊”！可是这名学生清楚地记得，他们没有动校长室内的任何东西，包括酒和雪茄。 这就是一次非常混乱的学生运动。正是由于混乱，使得它成为许多电影和社会学研究钟爱的对象。学生目标多元，又处于弱势地位，如果按照正当途径表达诉求，必定会落一个“IDA六君子”的下场。于是学生试图将行动的控制权转让给群体内的其他成员，放弃思考，推卸责任，模仿和学习周围人的行动，不时地转变行动方向，在不同阶段跟着不同的领头人走，最终形成了一股谁都无法预料的群体运动。 蒂利认为，如果研究集体行动，就不能脱离它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语境和结构，而目前大家所使用的概念都不够严密。集体行动固然和一些大家熟悉的政治概念如政变、革命、选举竞争或利益集团等有相通之处，却也有很多特殊的地方。蒂利提出一个新的范式来估计集体运动的产生，称为WUNC模型。W是价值（worthiness），U是团结（unity），N是数量（numbers），最后的C则是承诺（commitment），只要WUNC＝W×U×N×C大于一定的阈值，集体行动就有可能产生。 蒂利和塔罗在社会运动理论方面做出的贡献，有学者谓之T&T，引爆了西方学界，改变着社会历史学和社会冲突理论的面貌。他的著作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必读书目上，斯人已逝，思想长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