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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谭雄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在有关“大屠杀”的大量文献和作品中，《索菲的选择》是我较早读到也印象极深的小说。1947年，在纽约布鲁克林犹太区的公寓里，青年作家斯丁沟为楼上先是疯狂的男女交欢，然后是激动的争吵和打闹声所吸引，制造这一切的是波兰少妇索菲及其犹太爱人纳山。小说叙述的就是发生在三个人之间有关大屠杀及其后遗症的故事。 美丽的索菲留给斯丁沟的第一印象是“一种绝望的表情和临近死亡的阴影”。在其充满空白、省略、扭曲的记忆中，索菲先后讲述了三个不同故事:受害的波兰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大屠杀的被迫参与者。索菲以其百难告解的经历显示了纳粹是如何把人变成了病态的动物并与刽子手合作的过程。比如在奥斯维辛的站台上，纳粹要索菲在两个孩子中作出选择:一个会被立即处死，一个可以苟活。在精神崩溃之中，她喊道:“拿走我这女孩！”为了见儿子一面，索菲抱着集中营司令赫斯的靴子、用舌头舔着冰凉的靴子恳求:“如果赫斯给我一把刀或一支枪，要我去杀一个人，一个波兰人或犹太人，这都无所谓，我会毫不考虑地去做，甚至带着高兴的心情，如果这意味着我能看到我的小儿子一分钟，用我的胳膊把他抱在怀里。”战后，索菲来到美国，始终无法摆脱曾扮演了犯罪的同谋这一阴影，她一再拒绝回忆:不要让我这么受罪，不要让我记起过去！“集中营”这个词已被索菲从她的词汇中排除。只有性爱的狂欢才能激活她的记忆。 纳山是杰出的生物学家，他帮助索菲恢复健康，也解放了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有的强烈肉欲。纳山从未被关入集中营，但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把自己看作是悲伤和痛苦的权威，不但成为吸毒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而且总是处于死亡的阴影之中。他对波兰人的反犹行为耿耿于怀，一再向索菲提问:为什么其他人变成烟雾飞上天空，你却成为一小撮活着的人当中的一个？在他们扭曲无奈的性爱中，充满着妥协、怨怼和施虐/受虐。激动之中，他责骂索菲并对她施以暴力，直至把尿撒在她嘴里。所有这些，不但加剧了索菲的负罪感，也使他自己成为纳粹的牺牲者。科学成就、富足生活、性爱狂欢等等都不能使他正常化，他终于选择与索菲自杀。 无忧无虑的斯丁沟本与集中营无关，他不只是扮演一个叙述者，因为索菲在集中营的两件事:恶魔般的父亲、交出女儿及其与赫斯的“同谋”关系都只能讲给他听。但斯丁沟又不只是叙述者，生为弗吉尼亚州潮水县人，他的背景与南方的蓄奴制度联系在一起。纳山一直指控黑奴在南方的遭遇与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遭遇一样，而且索菲记忆的波兰也唤起了他的南方形象，两者都在战败的命运中滋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斯丁沟以自己的经历与索菲的遭遇相对照，回应了英国学者斯坦纳就大屠杀提出的问题:一面是犹太人被处死，一面是成千上万的众生在两英里外的波兰田野里、在五千英里外的纽约城里正常生活，难道在同一世界中有两种不同的时间种类:“好时间”和人在其中堕入地狱的不人道的时间？1943年9月，索菲踏上奥斯维辛火车站台，斯丁沟在北卡罗莱纳首府接受海军陆战队的体检；1943年10月3日，索菲在赫斯的办公室里企图引诱赫斯，斯丁沟则在写生日贺信。两种生活都是真实的，但无法沟通、无法相互理解。 索菲的命运揭示的是纳粹对人性的毁灭，纳山的病态表现出的是纳粹所强化的种族仇恨，而斯丁沟的联想和沉思则似乎说明罪恶和屠杀的普遍性——这也是波兰裔社会学家鲍曼的观点:大屠杀深深植根于现代社会的机制之中，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一类的解决方案有可能成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而且显得格外“合理”。现代性为希特勒那样彻底且系统的种族灭绝铺平了道路。然而，美国南方的蓄奴制度固然丑恶野蛮，却远未像纳粹的死亡集中营那样“完美高效”。当然这不是说只有德国才有大屠杀。1945年以后，集中营以及类似机构仍然遍布世界，屠杀或变相屠杀的绝对人数更多，而且被赋予了更为神圣、更为堂皇的理由和名称。抽象地说，无论文明创造了什么，只要它不能禁绝屠杀，它就永远负载着不可救赎的罪恶。正是对死者所怀的回忆和负罪感，使一种无压抑的文明的前景暗淡下来了。问题在于，抽象的现代性批判很可能倒退到原始的野蛮主义，近代以来德意志的“文明批判”已经显示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仍然要探究各种大屠杀的独特性，而在这一方面，德国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案例。 (责任编辑：admin) |